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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在准备攻击毛主席的炮弹” 1961年初，已经“下台”的他上书中央，对学习毛泽东思想中的个人崇拜和迷信，以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惟意志论等问题坦率陈词，“搞个人崇拜是害了毛先生！” 1962年，他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的身份到老家嵊县视察，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指示当地县委、县人大：“马寅初此次出京视察，是为了搜集情况，准备攻击党中央、毛主席的炮弹的，你们要事先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一发炮弹也不能让他搜集去。”浙江省委统战部也作了指示，“要密切注意马寅初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作好秘密记录(作记录时不能让马老看见)，于每晚11时用电话向省里汇报。” 余国柱时任嵊县副县长，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大家都感到很为难，商量来商量去，由我和统战部工作人员蒋文儒同志负责全程陪同，我顿时感到担子沉重。” 马寅初到浙江后，时任浙江省粮食厅厅长丁友灿“奉命”以同乡和朋友的身份陪同前往嵊县，“当晚，为马老接风，我们几位副县长都作陪。席间，马老闷声不响，埋头吃饭。不知是因为长途奔波累了，还是因为马老感觉到我们心中有鬼，谁也没有多说一句话。” 马寅初休息后，余国柱等人赶紧与丁友灿一起商量、研究第二天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布置防范工作。 马寅初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约见嵊县城东科技站的技术员杨木水，这位桑蚕养殖辅导员1961年给毛泽东和马寅初分别投书，提出“恢复农村经济的顶好办法是包产到户，反对办食堂，反对大锅饭”。 接待组事先精心组织了人选，准备了一场以“大讲农村生产自救大好形势，批臭‘包产到户’反动理论”的座谈会，通知杨木水参加，但不给他机会发言，并且要让马寅初在座谈会上“受到一次实实在在的教育”。 没料到马寅初把杨木水单独叫到宾馆，“砰”地一声把接待组关在了门外。 “我和丁厅长、尹秘书面面相觑，一筹莫展。”情急之下，他们叫来一名县医院年轻护士，命她以照顾马寅初身体为由敲门进去，不料刚进去几分钟，小护士就被打发出来。 余国柱只得硬着头皮自己去敲门，赔笑说：“马先生，是这样，您的指示很重要，县委怕有所遗漏，特意派了一位速记秘书来听候您的调遣。” 马寅初面露愠色，再次拒绝了接待组变相旁听的要求。他同杨木水单独谈了三个多小时。10天后，马寅初因病提前结束调研，余国柱等人带着忐忑的心情送他离开，经集体研究送了他10斤年糕、5斤榨面、一个猪头、两斤板油。 尽管马寅初后来并没有拿出什么“攻击毛主席的炮弹”，但余国柱等人仍然遭到“阶级立场不坚定、汇报材料观点不鲜明”的批评，杨木水其后被监禁17年，直至1979年4月才出狱。 “文革”中总理指示保护马寅初 时年80的马寅初因风寒匆匆离开嵊县，先到杭州省立浙江医院就医，被确诊已由重感冒转为急性肺炎。在杭州治疗一个月后，他返回北京，直接住进协和医院。这场大病使他元气大伤，愈后双腿行走不便。3年后，一腿瘫痪，艰于行走，90岁时另一条腿也瘫痪了。 “‘文革’开始时，我12岁，在家里的男孩子中算是最大的。爷爷腿脚不便，我们孙辈就承担起收集信息的任务。”马思泽和姐姐马思润曾多次去北大，“在一排排大字报墙和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挤来挤去，看大字报，抄大字报”。 大字报从北大传到社会，贴到长安街上、大小胡同里。马寅初曾不顾腿疾，自己出门看大字报，马思泽和不到10岁的弟弟一边一个，保护着爷爷不被自行车碰到。 1966年8月，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后，北京城里的动静变得更大了，红卫兵四处抄家，马寅初所住的东总布胡同也未能幸免。住在该胡同1号的著名实业家李烛尘，建国后官居轻工业部部长，虽然本人受到有关部门的保护，家里仍然遭到彻底查抄。 “与其等红卫兵来查抄损毁，不如自己动手处理。一天，我父亲马本初下班后，轻轻对爷爷说：‘爹，咱们家也收拾一下吧。’” 大人收拾好了需要处理掉的书籍、信件，甚至包括马寅初先生已经写完、尚未付梓的近百万字《农书》书稿。马思泽负责把它们搬到院内的小锅炉去烧掉。“炉膛的火烧了好久，都烧完了，我摸了下暖气片，是热的。” 有两件物品在进炉膛之前被马思泽捞了出来：一是1941年重庆大学师生为被囚禁在贵州的马寅初庆祝60寿辰，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送来的寿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还有一件是新华社当年祝寿时送的一副红绸对联，“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 “爷爷从北大辞职回家之后，一直很平静。上了年纪的人，不像我们年轻人容易七情上面。烧书的时候也是这样，他躺在竹躺椅上，静静地看着我们整理，偶尔有拿不准是否需要处理的书会拿去征求他的意见，他自始至终没有说什么话。”多年之后，马思泽每忆往事，心里都会隐隐作痛，“爷爷当时在想什么，我无法想象。” 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反动透顶”的马寅初最后并没有被划为“右派”。“文革”开始后，“派出所的一位民警来到家中，留下了他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并且明确告知，奉总理的指示，我爷爷要受到保护。” “可能是因为总理的关系，他的待遇一直保留。直到去世前，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和我们住在一起，包括秘书、炊事员、司机等等。” 马思泽至今记得家人从收音机里听到总理去世噩耗的日子，1976年1月8日。“那是一个礼拜天，早晨我一打开收音机，听到周总理病故的消息，我都愣了，不相信这是真的。大家没敢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爷爷。1月10日，我家接到参加‘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的通知，这回怎么也瞒不住了。吃晚饭后，父亲把报纸给爷爷看。他什么话也没说，报纸轻轻地垂落到地上，他就那么静静地坐了很长时间。我们建议他不要勉为其难去参加告别仪式——他患直肠癌后做了手术，大小便不易控制，大家担心有什么意外，影响不好。我爷爷非常坚决地说：‘要去！一定要去！死也得去！’” 告别仪式当天，为了控制大小便，94岁的马寅初水米未进。“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而他已经很少出门，棉服大衣什么的都压箱子底儿了，我伯父、我爸爸他们帮他找出来，一层一层地穿上，穿得非常厚，最后简直是‘塞’进轮椅里的。” 马思泽推着祖父在总理遗体前默哀，“他使劲儿地向前探身子，想鞠躬表示哀悼，我在后面帮他推了三下。参加遗体告别的人员都是绕着遗体走一圈，他坚持要走两圈。他尽了他的最大努力来表达对总理的敬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