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岱年先生与作者 岱年先生驾鹤西去七年了，这七年来岱老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眼前，他的人格魅力时时激励我不断前行。随着时代发展和个人的成长，越发感到先生学术见解和亲身实践之高妙，总结有四： 一是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中肯定人的价值和人格独立、尊严的优良传统。先生反对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文化“使人不能为人”的观点，多次阐发传统哲学中强调人格尊严的优良传统。像孔子的“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孟子·滕文公下》）、《礼记·儒行》中“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以及古人陈蕃、李膺、张俭等事迹，这些都是先生经常引用的名句和典故。对于维护人格尊严、培养社会责任心这一命题，先生在很多场合多有阐发，在我的求教谈话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主要针对时下的官员腐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社会问题的批判。他认为人应“物物而不役于物”。我深感先生的这些见解对于贯彻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纠正社会变迁中种种行为失范，匡扶包括政风、学风在内的社会风气以及提升个人修养善莫大焉。 二是倡导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因素和“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思想。《国语·郑语》中“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以及《论语·子路》中的“君子和而不同”是先生经常引用的话。后来通过阅读先生的有关著作，我体会到“兼和”思想的深刻隽永，把“差异性”、“统一性”和“创造性”三者结合于平衡，是先生对人类文明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对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三是先生在治学立身上对“诚”的阐发和提倡。“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中庸》）。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孟子·离娄》）。先生认为“诚”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独特的观点和范畴，其内涵是实在性与规律性的统一，正所谓朱熹“诚者，真实无妄之谓”。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提出“哲学家须有寻求客观真理之诚心”，后又强调“如无求真之诚，虽聪明博辩，亦止于成为粉饰之学”。先生毕其一生都强调并贯彻、践行真诚的理念。对于做学问，他提出“三真”，即“真情实感”、“真积力久”、“真知灼见”，推崇“修辞立诚”；对于立身做人，先生强调要诚以待人、诚以处事，把思想和生活二者统一，达到“诚”的境界。先生文风简实、生活简朴、待人平易、表里如一，这是我切身感受到的，从来没有丝毫装腔作势、故弄玄虚的感觉，使人切身感到古人倡导的“广大高深不离乎日用”的大家风范和人格魅力。 四是先生强调治学应独立深入思考，反对浅尝辄止、不求甚解。先生家学渊源，青年时期受其兄申府引导受过分析哲学的训练，追求将唯物辩证法、逻辑分析法相结合的研思方法，30岁前完成了煌煌大著《中国哲学大纲》，首开“中国哲学问题史”之先河，40岁完成“天人五论”，提出自己独立而系统的哲学见解，奠定了在中国哲学界的学术地位。先生自己曾说，他的讲课和文章从不以口辩为能，而以条理和观点取胜。先生曾多次谈到思考的重要性和方法，影响比较深刻的一是引用司马迁提出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强调通过学习深思，要真正理解和懂得研究对象的意义和奥蕴；一是荀子的“虚壹而静”，强调认识和思考问题要有虚心、专心和冷静的态度；先生还引用过孔子《论语》中的“子绝四”来说明思考问题要避免以自我为中心的固执己见。先生曾和我提到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些学者撰文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性善论”的文化、“主静的”文化、“重视精神”的文化、“内向的”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性恶论”的文化、“主动的”文化、“重视物质”的文化和“外向的”文化，在肯定“五四运动”高扬“科学”、“民主”的大旗，对于反对专制礼教和宗法观念的巨大历史作用的同时，先生指出上述结论过于简单、片面和肤浅，缺乏缜密的思考和分析，甚至混淆了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而这些学者主观上要彻底反传统，实际上在思想方法上还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习惯于笼统思维，缺乏分析意识。由此他教育青年学生要注意深入学习和思考，轻易提出某一观点或者对别人的观点盲信和盲诽都是无益的，是“失于深沉”。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张岱年先生以对中华民族的赤子之心、赤子之德，走完了自己95岁的一生，哲人其萎，功业常青！ 周 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