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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文章与文学 然而鲁迅身后多少事，毕竟难预测。他曾忿然推开“导师”的尊号，语带警觉；他暗示死后便有“是非蜂起”、“谬托知己”的种种戏，却不料围拢而来的“谬托”与“是非”那般庞大而离谱。七十多年过去了，在神话鲁迅、架空鲁迅的阳谋之外，平实看待鲁迅的人却是他二弟：大哥去世那年周作人说过一回，五十年代鲁迅雕像竖起来，他又写过专文。可是喧嚣的时代有谁听他么？而“寿则多辱”的周作人有他无可替代的硬资格：他是周家兄弟，他是五四一代的活人证。这一层，当着海婴父子的面，我不能说，也不敢说。 如今时代喧嚣，人们也不在乎鲁迅：这是好事情。鲁迅先生总算得以渐次摆脱面目全非的变形记，全身而退，退回自己的文章与文学。“鲁迅研究”，眼下在研究什么呢？近年的“民国研究”倒是逐渐展开了：民国教育、民国文化、民国史……借胡兰成的词语，鲁迅的文章原本生在“民国的风景”里，这风景，就在鲁迅的字里与行间。 我是鲁迅的读者。鲁迅的读者，代代不同，代代变：从清华学生李长之到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从第一代鲁迅博物馆馆长到眼前的孙郁先生，从“文革”年代书包里塞一本鲁迅著作的老知青，到我讲演时台底下喃喃背诵过鲁迅的八零后…… 我所望见的鲁迅 七回讲演讲下来，我久已存心写写一桩离奇而真实的大公案：胡适，鲁迅，并非古代人，可是不及百年，由民国而共和国，再加台湾岛，前后左右，三种是非观，三份教科书，三组话语场，于是胡适鲁迅分别变成三个人：一位活在民国，一位待在大陆，一位远去台湾。换句话说，倘若民国的文人、49年后的书生、南渡之后的同胞，坐在一起谈胡、鲁，怎么说呢，恐怕是一场话语和观念的三岔口。即便三者都爱胡、鲁的书，也会被历史的分离所错置，各持文化记忆之一端，彼此难懂，彼此扑空——其实何止胡、鲁二位呢，几乎所有民国人物都已被政治的棋局一分为三，活在无数误解正解与新说谬说中。 我不是指国家的统一。我也不相信穿越时间的历史人物居然一如当初——孔夫子或曹孟德果然是经文戏出里的那个人么——鲁迅与胡适离我们实在并不远，倘若文化中国不割离，五四传统不裂变，则胡适鲁迅不该在两岸此消彼长的历史剧情中，忽而被禁绝，忽而成显学，忽而当圣人，忽而作恶魔……面见海婴先生的一刻，我确认鲁迅是一位人父，是阜成门外与山阴路底的居民，是那些手稿与著作的主人。当我结结巴巴地试图描述我所望见的鲁迅，我是在说出我的相信与不相信，是在为自己的判断，娓娓辩护。在这辩护过程中，我想象鲁迅与他的敌友们活在众声喧哗的民国。 所以我很少很少谈及鲁迅的文章：他无须辩护。他的自供词与辩护状，就是他写的书。 呜呼！愿有关鲁迅的想象汇聚到1936年吧，那一年，因为弟弟的几句话，雏儿的几个字，鲁迅之为鲁迅，算是有一份平实的交代与存证在，纵然兄弟失和，父子永隔。(陈丹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