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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高等教育界的领袖人物，拥有丰富的高校管理经验； 他被誉为文理双通的“文化校长”，诗意地徜徉于科技与人文之间； 他的足迹遍布五洲，拥有多彩的海外阅历。 他就是曾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学院院长、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创院院长，并连任两届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的张信刚。11月6日，在北京论坛开幕之际，记者采访了张教授，聆听他对2008年北京论坛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与难题的见解。 记者：北京论坛举行四届以来围绕着“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这一主题进行。今年形势比较特殊，例如格鲁吉亚问题、金融危机、美国大选等。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国际环境下再谈这个主题，有没有新的思考点或含义？ 张：我没有参加这次的论坛策划，但据我有限的了解，北京论坛设立的初衷是建立一个中外学者交流想法、互换意见的平台。从各国文明如何“和而不同”的角度而言，这样的主题是永恒的，只是每次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北京论坛不是时事研讨会，而是北京市与北京大学倡议的、为世界提供长远发展意见的平台。与时下最热门的话题，如美国大选、金融危机相比，我们更应关注美国过去八年与未来八年的政策转折，以及它与世界各国的互相依存性。危机好比感冒，传染性极强。但美国只是“伤风”，冰岛就发展到了“肺炎”。热点问题的发展不可预估，但明年的规划会以今年为参考，所以对现状的分析很重要。 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将论坛放在北京，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例证。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意识到自身的文化对人类发展有很大的意义。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与19世纪理性主义的“人定胜天”不同。“人定胜天”的理念有其积极意义，却忽略了对自然的危害。因此，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中，地下水源的污染、资源的枯竭、再生能源的使用等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此外，最重要的是地球暖化问题，这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许多研究都证明海平面在逐年上升，长此以往将会导致上海、鹿特丹等地区被淹没。地球暖化的关键在于碳的排放。中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又是能源大国，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重要影响。因此，北京论坛必须探讨人类如何加强合作，共同维护人类的生态安全，这是全人类的安全，不同国家地区不是彼此孤立的岛屿。 记：您参加了两届北京论坛，认为论坛的效果和知名度怎样？ 张：效果很好。主要是媒体的重视。学者能够在此探讨自己的想法理念当然重要，但媒体的重视使二三百人的论坛扩大到了整个社会。 我没有做过严格的调查，但北京论坛的知名度肯定没有达沃斯经济论坛高。达沃斯论坛集中了世界上的经济强国、高尖端公司、知名人士，并且持续办了好几届，在国际上有很高的知名度。因此北京论坛在打造世界品牌的道路上还需努力。 记：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张国有副校长突出强调了北京论坛与现实的联系性，这是往届不曾有的。理论与现实的联系是否有利于它的传播？ 张：我认为这是一个两难。北京论坛不是《环球时报》，谈论的不是使人两眼放光的时效性极强的热点问题。对于媒体报道而言，曾经的热点只是在新闻版面被新的热点所覆盖，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我个人认为，北京论坛的课题要解决的问题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但是无法过于时政性，比如格鲁吉亚问题，而是要讨论能源的有效使用，能源价格的国际控制，石油的定价是否可以让消费者拥有发言权等等。还有像不同民族、语言、宗教、社会制度如何和谐相处，人类如何包容共存等问题。这些都不是突发事件，如果说这是现实问题，我极为赞同。 记：您在香港城市大学当了超过十年的校长，对人文教育极有见解。就现在许多大学扩招的现象而言，有人认为青少年获得学历机会多了，但也有人认为学生的学习生活能力较以往相比大大下降了。你怎样看待？ 张：社会怎样才能把人才的潜能发挥出来？在一个十三亿的国家里，只有百分之一二的人读大学，肯定是有缺陷的。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经过两届政府的努力，大学和大学生的数目都迅速增加，更多人的智力得以发挥。可以说过去十年的大学扩张是必要的，但它有几个制约因素：一个是师资力量能否跟得上学生的扩招数量；二是就业机会能否与大学毕业生数目平衡；三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整顿和巩固，好比经济发展，一味地向前冲会带来很多不良问题。 80年代初，我看到中国大学的状况是：老师多、学生少，三个老师一学生；而现在一个老师三个学生都不止。香港城大一个老师就有十六七个学生。师资力量与财政力量的制约要求大学扩张的速度放慢，进入巩固阶段。过去的已经过去，今后不适宜继续过速发展，这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道理一样。 记：香港的学生与内地学生相比，优势在哪里，劣势又在哪里？ 张：首先谈劣势，香港地域狭小，大学普及率高。这使其在学术、体育比赛等方面的人才选拔处于弱势。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财富集中，丰厚的工资使教员招募的范围扩大。可以说，香港一般的大学的师资选取绝不亚于大陆顶尖学校。第二，由于历史和社会制度的特殊性，香港学生具有良好的外语能力，更容易与经济科技发达的欧美国家交往。总体来说，香港人才库的基数小，在音体美、学术方面无法和大陆相比，但在设施、管理和师资方面是可比的。而从国际视野和语言的掌握方面看，香港学生是有优势的。 记：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以来，您如何评价高等教育取得的成果？ 张：这个问题很大，我想用我的个人经历来谈。1978年，我携全家回国，在全国范围内旅行、参观大学。除北京外，我还去了上海、杭州、成都、重庆、西安、昆明等地。1978年，北京大学的夏天，炎热而寂静，校舍颇为陈旧。而2008年暑假，我也在北大，看到的却是绿树成荫，各种活动此起彼伏，学生们十分活跃。从具有标兵意义的北大向外看，全国大学的整体发展便可想而知了。中国经济是世界的奇迹，这也为高等教育在三十年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基础。第一，工程师、会计师、律师、新闻研究等领域蓬勃发展。第二，国外大学对中国大学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从曾经的瞧不起到现在积极地与中国高校建立联系。另外，学科配置的改变也很显著，管理、心理、社会等专业从无到有，人才培养计划与设施配置都有所完备。 记：高等教育取得了那么大的成绩，那么今后的发展会遇到什么难题？ 张：难题肯定存在。比如发展到某一个阶段，高等教育不能只传播知识，更需要原创性的知识产出。不只是人家会我也会，更应该做到人家不会我们也会。不仅仅是自己说了算，更要逐渐被人采用、信服与接受。然而目前，无论理论还是实践，我们所做的创新都还不够。另外，学生的研究愿望以及研究院的模式是否最有效，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硕士学位是三年制还是两年制？一名教授是否有能力带多个博士生，是否考虑到博士生个人的愿望？用做饭来类比，这些不是你帮我洗鱼、切鱼，我来蒸那么简单，而是每个人能否想出一道自己的菜。因此有效的教育模式也是我们需要研究、探讨的课题。 附录：张信刚的简介 张信刚，毕业于台湾大学土木工程系，并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结构工程硕士及西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在美国、加拿大著名大学任教20余年，曾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学院院长、美国南加州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主任及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及生理学教授。此外，他还是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创院院长。自1996年至2007年，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 作为高等教育界的领袖人物，张信刚教授在推动内地香港文化交流、高等教育的合作方面，皆作出了突出贡献。而作为北京大学的名誉教授，张信刚很早就与北大结缘，1978年中国刚开放国门的时候，他就曾携夫人与孩子访问北大，此后在他执掌香港城市大学期间，又与北大展开多项学术合作与交流。虽然人生中大半的时间是在做工程师，张信刚教授却在实验室之外拥有丰厚的人文素养和广泛的海外游历，对于世界各地的不同文明有着沉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