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15)这里的“学”,在我看来就是对经典的解读、诠释与参照。所谓“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经典的研习者。因此,经典的研究,可以说是构成了我们一生所求之半部。 当然,这里所录孔子语录的前半句乃是告诫学人,不要只是一味地研究经典,而不进行自己的审思。“思”乃是我们获取生活智慧之途径的另外半部,且不说是大半还是小半。无思之学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在这点上,它与孟子所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3)是一致的。孟子指的“书”,应当是《尚书》。但若再扩大一下,也就可以指所有的经典。据此,正确的“学-思”的关系就既有不可偏废于“单纯的学”的这一面,也有不可执迷于“单纯的思”的另一面。可以将它们称之为经典研习的“有益”与“有害”:在审思中研习经典,叫做“有益”,单纯地研究经典,则是“有害”。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尼采也在相同的意义上把将这个问题称作“历史对生活的益与弊”。 但古人为何要说:只学习经典而不进行自己的思考就会迷罔而无所得,而只进行自己的沉思却不学习经典便会徒使精神疲殆呢?这首先意味着:我们究竟为何以及究竟如何来研习经典?这个问题实际上与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我们为何以及如何学习历史?”的问题是一致的,只是历史学家的问题要更宽泛些,因为经典只是历史的一个部分,即流传下来的杰出的历史文本部分,或者说较为中性地说,经典是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本部分。经典就是精典。 至于为何研习经典,孔子说的“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11),可能是对学习历史——当然也就包括经典——之功用问题的最简洁明了的回答。更为细致一些的回答还可以在威廉·封·洪堡那里找到。他认为对经典的研究有质料与形式两方面的用处:从质料上看,它可以为其他的科学研究提供材料。而形式上的用处又可进一步分为两层:一层是对经典本身的考察——洪堡将它称作“美学的用处”,另一层是将经典作为那个时代的作品来考察,作为那个时代的原创者的作品来考察——这可以说是“历史学的用处”(“论古代研究、尤其是古希腊研究”)。 这里所说的“用处”,几乎都与人文科学有关,无论是教育学、还是美学或历史学。的确,自然科学家基本上无须关注经典,哪怕是各自学科内的经典。即便关注,也只须以业余爱好的方式。例如,化学家对化学经典文献和化学史的关注,数学家对数学经典文献和数学史的关注等等,与化学的研究与试验、数学的演算与论证没有直接的关系。柏拉图把存在看作是“无历史的”,海德格尔把“在存在问题的理解中的第一哲学步骤”看作是“不叙述历史”。这都是出于哲学之为严格科学的立场。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学不叙述历史。真理是不会发生、消失的。即使我们谈论科学本身的历史,那也不是指科学研究对象的历史,而只是科学行为发生亦即科学活动的历史。经典至多只是——用洪堡的话来说——在为这些寻求真理的科学本身提供一些辅助材料,给它们以方向上的启示,激发灵感的产生,以及如此等等。经典并不提供真理本身。从这个角度来看,《庄子》中的轮扁将经典(圣人之言)称作“古人之糟粕”(外篇·天道第十三),确有其自己的道理。 但在人文科学方面,经典以及历史却是举足轻重的。对它们的研究,几乎构成人文学术的全部核心。无论如何,对于维柯的“新科学”和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来说,情况就是如此,它们都是一定意义上的“历史科学”。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于:人本身是有历史的。人不只是生物,而且还是历史的生物。尼采曾说,动物才是非历史地活着的。动物不仅忘了想说什么,甚至也忘了想说本身,所以只能沉默不语。但人却是带着记忆在生活。我们可以把这里的“生活”理解为孔子的“思”,即对当下生活的审思,同时把“记忆”理解为孔子所说的“学”,即对过去历史的利用。如今这个基本关系在尼采那里表现为:“在生活的主宰下用三重方式利用过去: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方式”(“论历史对生活的益与弊”)。它们并不对应于洪堡所列出的三重用途。可见历史的用处是多种多样的。而且经典和历史的意义看起来也只是在于有用。至少对于尼采来说是如此,他的观点非常直白:“只有在历史服务于生活的前提下,我们才服务于历史。”他无意跻身于“知识花园中的疲乏的闲人”之行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尼采——当然还有孔子——是实用的历史学家,而非无用的哲学家。 但我在这里并不想纠缠在历史与哲学的对立问题中,而是仍要回到如何研习经典或如何利用历史的问题上来。既然孔子所说的“学”以及尼采所说的“对历史的利用”是无可质疑的必需,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他们所说的“学而思”中的“思”或者“在生活的主宰下利用历史”中的“生活主宰”呢? 尼采以古希腊人为例来说明历史对生活的益与弊:希腊人在一段时间里处在丧失自己的危险中,因为他们的文化曾是一大堆外来文化、主要是东方文化的混杂,他们几乎为这些传统所窒息,几乎要撞死在“历史”的岩石上。但希腊人最终听取了阿波罗的意见:“认识你自己”,从而不断地反思他们自身的真正的需要,最后重又把握了自己,成为将来诸多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并非像尼采所说的所有文化)的祖先和楷模,而没有长时间地背负自己的遗产,甘当东方文化的追随者。在这个意义上,希腊人对历史的利用正是“在生活的主宰下”进行的。 这样,孔子的“思”在尼采那里便获得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反思”(Zurücksinnen),即认识你自己:反思什么是自己真正的需要,什么是自己虚假的需要。尼采的原话是:“一个人必须通过‘反思’自己的真正需要来整理好自己内心的那堆混杂(Chaos)。”如今将这句话翻译成“论语”便意味着:“学而思则不罔,思而学则不殆”。 据此,孔子学-思之论所表明的,在我看来就是在研习经典与认识自己之间的微妙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