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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语文在学校教育中各学科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甚至有学科中心之领衔作用。由于语文作为其他学科工具的基础地位，因此解决语文教育的革新问题，必然为其他学科的改革奠定了前提，同时也显示了语文教育革新对普及教育的重要性。“五四”运动后，文化教育界兴起了两个热潮：一是白话刊物纷纷创刊，二是平民教育的勃兴。前者，不用说，胡 适是其中支持创办白话刊物的干将，后者胡适亦不落人后。平民教育与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劳工神圣”有相通之处，胡适与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共同发起了一个“工读互助团”，旨在提倡半工半读，以利平民之识字及文化提高。这些都是西方教育机会平等和普及教育的思想在中国的反映，更是杜威教育即生活的直接体现。虽然并没有取得什么骄人的成绩，但这种举动本身就是对过往的“精英教育”的一种反动。 为了更好地普及基础教育，胡适参与了有名的壬戌（1922年）学制的制订。学制作为教育制度的子制度，极为重要，它能反映出教育上是重普及还是重提高，尤其是决定着考试制度的性质，而考试制度又会影响教学，乃至反映出该种教育制度的教育目的观等等。这次学制尚未改革之前，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对学制会议的希望》的短评，他主张教育的精神，而非为学制而学制，并认为新学制里中学部分最为切要。这反映他对普及基础教育的热望。此次学制改革，将小学7年改为6年，将中学4年改为6年（三三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取消预科，师范学校6年，也可单设后3年，大学修业年限为4-6年，这样，以前的日本学制就转向改为英美学制。虽然中国考试制度的金字塔型结构并没有因此学制转而改为欧洲的梯型结构和日本、美国的谷仓型结构，这与我们人口众多、以淘汰性而非资格性考试方式有关，此种弊端实承科举考试制度而来，非三朝两夕所能断改。但胡适参与制订的7项学制标准中有4项与杜威的思想有关：加强职业教育，实行选课制和弹性制，下放大学预科至高级中学等。新学制以儿童为中心，增加了教育中的民主成分，缩短了学制，中学加强了文理科的融合，提高中等教育和师范教育水平。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有开创之功，此种学制延续到1949年，解放后废弃已久，但改革开放后又承此制，可见此学制的生命力和相应的科学性。 解放后，学制之变化极为频繁，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命令正式颁布新中国第一个《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稍后受“苏式”学制的影响，尤其是“文革”初期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影响深远：“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可以从此看出，以胡适为主制定的壬戌学制的一些影响，比如学制要缩短，比如既要学这样又要学那样，这既有平民教育、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职业教育的影响，也多少有民粹主义教育的影响。胡适与毛泽东的相识，是在1918年8月，后胡适在《每周评论》上赞《湘江评论》：“在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毛泽东后来找胡适谈湖南教育界驱逐张敬尧的事，并说：“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后来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记载有毛泽东的回忆，说喜欢《新青年》，爱好陈独秀、胡适的文章。众所周知，后来双方越走越远，而到了50年代，胡适作为战犯和资产阶级学者，遭大批士人承官方旨意的猛烈批判。据学者周策纵先生的研究（《论胡适的诗》），称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受胡适早年词《沁园春·新俄万岁》的影响，周先生说毛泽东未必有意摹仿胡氏，但在下意识里尚未摆脱少年时代受胡的影响，两词结尾分别为： 胡词是：“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毛词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学者罗志田的分析是，毛泽东写此词时，心中有胡词在，而且是对胡词的回答。胡适咏俄国二月革命，但亦可一般地理解为新俄的十月革命。毛泽东写此词时颇感自豪，回答胡氏，我们的革命将要赶超俄苏革命。“就像胡适一生都有为中国‘再造文明’的梦想一样，集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于一身的毛泽东又何尝没有一个赶超英美最后并赶超社会主义老大哥而‘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梦想呢？”毛泽东晚年大改学制，是否心中有个胡适，不敢遽下断言。但老年时的一些举动与少年时代的某些影响有种隐秘的通道，是得到心理学家的认可的。 五 胡适对教育之重视，几乎贯穿着他的一生。他在各个时期对教育的奔走呼吁，既存教育救国之心，也是他对西方尤其是杜威的一些先进教育理念认同的结果。他认为教育是接受人类遗产的必要途径，是人类文明积累和传递的重要环节，是立国之本，也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基础。这既是他本人读书治学的经验，也是遍观民国社会弊端后所开的药方。 胡适相信教育应该独立，尽量少受政治风潮的波动、受政府三天两头更替的影响，加之他常看到学生闹学潮（并不是所有的风潮都没有道理，学潮之讨论是另题，不在此列），给教育的负面作用，以及对学生的直接影响。他认为，东汉已经有很发达的大学（像胡先生这样的高人也不免好古，于古代去找现代的印迹，我是不赞成此说的），但因为大学是作为国家官制的一部分，而一朝一代之天下即专制主义，学校作为传载文化的工具，必然随王朝的灭亡而未得保留，或者有所损伤，也就不利于搞持续的创造性研究，而不像西方的大学，政府的上台与下野，并不影响大学之存亡。因此他呼唤大学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有独立的管理机构，有独立的管理制度。胡先生似乎搞忘了，西方绝没有我们这样漫长的专制传统，而且教会在他们的世俗生活中有极大的影响力，有不少大学都得教会之助，得以建立和发展，而我们的社会政治系统中，在专制制度的淫威下，哪有什么能独立的漏网之鱼，真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臣民”。不行民主制度，要想大学管理制度、经费来源上独立，要想思想自由、精神无羁，实在比登天还难。但教育之独立，思想之自由，胡先生这个梦确是深得我心。 另一方面，他觉得教育若不独立，受制于一党一派，必为党派利用，成为党化教育和奴化教育的工具，成为效忠教育的牺牲品。他批评教会学校时指出：“学校是发展人才的地方，不是为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因此他认为政府对于教育只管分拨经费和任免行政人员。他为此拟了教育独立的三项具体措施：“（一）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二）政治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任聘，皆不得受党的势力的影响。（三）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们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中小学读经之类。”这三点自然都是中国教育中自由主义思想的空谷之音，但在专制国家实难实现，且不说别的，单说要中央禁止无知疆吏干涉教育一项，即不可能实施。首先你必须不证自明地相信中央是开明而不昏庸的，他们享受着不被怀疑的豁免权，其实，这豁免权首先就应该被怀疑；退一步说，他们开明可靠，是否就可以证明他们不勾结，因为利益之网是千丝万缕的，你要他禁止无知疆吏，他只有在暗中干笑两声。事实上，制度刻酷吃人，不管在这种制度中的人，就像胡适这样的大才如何努力，也极难实现与此制度冰炭不容的“教育独立”。弄到后来，胡适自己执掌了北大，也主张“党政军团与学校合作”来“疏导教育”学生。诚如邓小平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当然不是说坏的制度，就一事无成。在专制制度尚未被民主制度取代的情况下，在相对开明的时期，即相当于胡适倡导的“好人政府”主政，也还是可以在校内维持一小点民主自由权利的。比如1917年经胡适提议，在北大实行了类似于欧美大学教授会的“教授治校”，5年后他在纪念北大校庆24周年时，说到“教授治校”的好处，他认为使北大“从校长、学长独裁制变为‘教授治校’制，这个变迁的大功效在于：（1）增加教员对于学校的兴趣与情谊；（2）利用多方面的才智；（3）使学校的基础稳固，不致因校长或学长的动摇而动摇全 体。”②可以说，在专制制度下能争得这种权利，对办高等教育尽管也只是权宜之计，但也属难得。说到北大的发展，胡适仍动情地回忆起蔡元培先生的好处来，一是真正提倡学术自由的精神，二是不独揽大权，充分尊重教授会的意见。因此教育的独立若先从此处着手，循序渐进，待大环境之改善，最终独立而获自由，虽不是指日可待，但也绝非遥遥无期。 胡适的教育理念，还关涉到体育、音乐、读书、学生的修养与择业、教育家传记、书院史料等等，难以备述。他对中国现代教育的贡献，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小视的。即使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今天，我们对胡适的判断依然是混乱而奇怪的，我们从来不愿意有自己的判别标准，又受着意识形态的可笑愚弄，于是只得出了一个漫画式的胡适。现在当然不说他是走狗了，只说他没与国民党统治者作生猛的较量，甚至还有同流合污之嫌。我倒要反问说这话的人，对当下现实中的混乱和暗昧作过多少批评与指陈？尽管你并不因此而丧失对胡适批评的权利，但你批评起胡适来是否就问心无愧？清代史学家钱大昕在评价古人时教导我们：“不卜年代，不揆时势，强人所以难行，责人所以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尤不敢效也。”（《廿二史考异·序》）我想评价胡适的一生包括其教育思想，也应该坚持这个原则吧。 作者：冉云飞 作者简介： 冉云飞，男，1965年生于重庆酉阳乡下，198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庄子我说》等各类专著十数部，现供职于某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