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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被誉为“东方剑桥”不是偶然的，在炮火纷飞的8年里，浙大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下，千里跋涉，历经五省，五易校址，硬是在颠沛流离之中奇迹般地从3个学院、16个系扩展为6个学院、25个系，使浙大迅速崛起成为当时全国最完整的两所综合性大学之一，其中不少专业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享有盛名。 1944年4月和10月，那时中国还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学家李约瑟博士两次到遵义参观为避战火而移居贵州的浙江大学。在停留期间，对学校进行多方考察，并与各学院教师座谈、交流。他为浙大师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所开展的科学研究水平之高和学术研究风气之浓厚而惊叹不已。李约瑟回国后，于1945年在英国《自然周刊》发表文章，谈他参观浙大的感受，称浙大是当时“中国最好的4所大学之一”，并冠之以“东方剑桥”的美誉，他说：“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浙大足堪与西方著名大学媲美。 浙大被誉为“东方剑桥”不是偶然的，在炮火纷飞的8年里，浙大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下，千里跋涉，历经五省，五易校址，硬是在颠沛流离之中奇迹般地从3个学院、16个系扩展为6个学院、25个系，使浙大迅速崛起成为当时全国最完整的两所综合性大学之一，其中不少专业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享有盛名。 初掌浙大 竺可桢1890年3月7日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1910年，他和胡适(他是第28名，胡适是第55名)一起考取了第二批留美庚款生，这年秋天，他乘坐“中国号”轮船来到了美国。在填写入学志愿时，竺可桢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农学。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万事以农为本，学习美国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无疑是回报祖国的最好选择。就这样，竺可桢进了伊-利诺州立大学农学院。三年后，他又入哈佛攻读气象学。他关于台风的研究在当时就引起了美国同行的重视。 1918年夏，在哈佛获得气象学博士学位的竺可桢拒绝了美国多所大学的邀请，回到了祖国。他本想学以致用，从事气象工作，但当时国内唯一属中国人管理的气象机构——中央观象台步履维艰，最终，竺可桢选择了高校。他先是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两年，随后接受郭秉文的邀请，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执教，并趁东南大学筹建之机，创办了高等学校第一个地学系。1925年，东南大学的“易长风波”让竺可桢心灰意冷，遂于是年夏离开东大。 1935年冬，“一二·九”运动爆发，很快波及全国。浙大学生于12月10日召开全校大会表示响应，并发动杭州各校学生近万人于11日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当时，浙大校长郭任远竟秉承国民党省党部旨意，招来军警镇压学生，逮捕学生代表12人。此举非但没有阻止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反倒使广大学生积压已久的愤怒如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他们当即决定罢课，发表驱郭宣言，学生的行动得到大多数教职员的同情和支持，要求撤换校长，成了浙大全体师生的共同呼声。 为了平息家乡的学潮，蒋介石于1936年1月12日亲自到校训话，但形势并没有得到缓和，不得已，蒋介石只得同意更换校长。在陈布雷、翁文灏等人的推荐下，蒋介石最终将新校长的人选圈定为竺可桢，个中原因除了竺可桢学术成就卓著、富有人望以外，同为浙籍的身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月28日，竺可桢从翁文灏那里得知了这一消息，他当即表示不愿意。当2月21日蒋介石召见他时，竺可桢没有马上允诺，只说要与蔡元培商议后再定。 竺可桢之所以犹豫不决，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放不下气象研究所的工作，自1928年气象所创办以来他一直任所长，刚有起色，他不愿分散精力；其二是他担心“大学校长其职务之繁重10倍于研究所所长”，而自己不善于也不屑于繁杂琐碎的官场应酬，他更愿意将时间花在科学研究上。因此，接任校长一职意味着要在某种程度上牺牲自己献身科学的理想。 正在竺可桢踌躇之际，夫人张侠魂却鼓励他出任校长，张的二姐、当时任立法委员的张默君也如是言，她们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问题很多，风气不正，若竺可桢任校长，正好可以为整顿教育、转变学风干一番事业。这时，陈布雷的弟弟陈训慈来函劝他：“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这句话让竺可桢心头懔然为之一动。 经过再三考虑，竺可桢决定接任浙大校长职务。3月8日，他将此意告诉陈布雷，并提出三项条件：第一，财政须源源接济；第二，校长有用人全权，不受政党干涉；第三，时间以半年为限。4月7日，行政院政治会议正式通过由竺可桢担任浙大校长的决定。 4月25日，竺可桢正式走马上任。他上任后重点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改革学校管理，二是吸纳贤才。 竺可桢提倡教授治校、民主管理，主张校务公开，举凡学校的大政方针、重要决策应尽快通过各种途径传达给全校师生。他以教授组成的校务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学校一切事务均经校务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教授代表则由全体教员民主选举产生。1936年9月，《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创刊，大至各种会议纪要，小到校内消息拾零，天天与大家见面。竺可桢还利用总理纪念周的机会向全体师生报告校务。经过改革，浙大很快呈现出民主和谐的新气象。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竺可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上任第一天的就职演说中，竺可桢就明确宣布，大学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教授的作用，“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上任后的竺可桢凭借多年来留学美国及在教育界、学术界的关系，四处联络。他动员留美老同学，分别在物理和化学方面造诣很深的胡刚复、王加盟；挑选东南大学时的同事梅光迪和自己的高足张其昀来浙；并把因反对前任校长郭任远而离开的张绍忠、何增禄、束星北等人一一请了回来，何增禄回来时还带来了时在山东大学任教的王淦昌…… 辗转迁徙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战争的硝烟打破了竺可桢设想的进程。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队大举进攻上海。自此以后，敌机频繁地在上海至杭州、上海至南京的铁路沿线进行轰炸，空袭警报声不绝于耳。 当时，在杭的许多学校已经开始疏散或向内地搬迁，浙江大学仍于9月20日照常开学，坚持上课。空袭警报一来，师生们分散进入地下室，警报解除时，“若在某上课时间20分钟以内，仍须打铃上课，若已过20分钟，即予停课”。据李洁非回忆，当时学生进入地下室的时间很多，“电灯放亮了，大家便抽出带来的书籍临灯默读，因之，有时静寂得一点儿声息俱无。” 11月5日，日军在距杭州仅100公里的全公亭登陆。为了保护浙江大学，竺可桢决定带领全校师生撤离杭州，从此开始了两年多辗转迁徙的艰难历程。 11月11日，第一批师生开始撤离浙大。第一站是杭州西南约240公里的建德县城，1000余名师生夜间登船沿富春江西行，11月15日全部到达。他们借用当地的林场、天主堂、孔庙及民宅作为教室和宿舍，19日复课，虽然条件艰苦，但教学亦不敢稍有松懈。 12月24日，杭州沦陷，这一天，竺可桢带领全校师生再度登上征程。这次的目的地是江西的吉安和泰和。乡间条件虽然艰苦，却十分安静，学生十分珍惜这一安静的环境，学习比平时更努力。“黎明即起，在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此番景象，凡曾参与其间过的，当会没生不忘。”是年，教育部派员赴各地大学巡视，得出的结论是：“浙大最能安心上课。” 无奈好景不长。1938年夏战火蔓延到江西北部，9月中旬，浙大被迫迁往第三站——广西西北部山清水秀的宜山县。在出发前夕，竺可桢遭遇了家庭的不幸。9月 15日，他的夫人张侠魂因搬校途中拖儿带女，跟随丈夫跋山涉水，颠沛流离，心力交瘁而撒手人寰。更为不幸的是，竺可桢次子，14岁的竺衡也因禁不住当时流行病的肆虐，加之在迁校途中缺医少药，也随妈妈而去。竺可桢怀着国仇家难，挥泪掩埋了恩爱的妻子和爱儿，率领浙大1000多名学子继续西迁。 11月1日，浙大在宜山开始上课，前后历时一年有余。在宜山时，师生们经受了生死考验：一是疟疾传染，1/3的学生感染此病。二是敌机轰炸，1939年2月5日，敌机以浙大为目标投弹100多枚，幸未伤及生命，但物质上遭到很大损失。轰炸之后，浙大很快恢复平静，照常上课。 1939年11月，南宁失陷，宜山天天处在警报声中。月底，浙大再次启程，迁往位于黔北的遵义。桂黔之间，山峦重叠，交通运输极为困难。当时正是隆冬季节，师生们一路顶风冒雨，在赶路的同时，还协助搬运图书。1940年2月，浙大正式迁到遵义。5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这里，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而今，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浙大师生辗转来到这里，度过了将近7年的难忘岁月。 在这7年里，没有敌机轰炸，也无需跋涉劳顿，教学更是井然有序。当然，物质条件仍是十分艰苦：“自习桌子很小，用桐油灯照明，灯油不多，有的为多一点自习时间，常两人合点一盏灯以节约用油。三更灯火中，大家都是一双被烟熏过的黑鼻孔。教学和试验用品也很简陋，光线很差，又必须仔细作笔记，用的是土纸和自制的墨水，书写要有较高的技巧才行。” 但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竺可桢却从没有放弃过研究，尽管校政繁忙，他仍从1936年4月到1944年底，在中外报刊发表各种论文多达39篇，其中代表性的科学史论文《二十八宿起源考》颇受中外好评。 在他的感召下，浙大很快云集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国内名流和年轻有为的教师，他们在黔北高原的破庙陋室中从事科学试验，开展学术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抗战时期印刷条件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各院系出版的定期和不定期学术刊物比战前还多，各种学术演讲和学术纪念活动也络绎不绝，如“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达尔文进化论与遗传学讨论会”。1944年李约瑟来到这个偏僻的山沟时，看到的是“科研活动的一片繁忙景象”。有如此浓厚的学术氛围，我们就不难理解当年的浙大为什么能够产生出一批令李约瑟大感震惊的世界一流学术成果来。 由于浙大的科研基地也在湄谭，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说：“就我来说，回顾自己的一生中最有作为的，就是在湄潭工作的时期。我的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湄潭县‘唐家祠堂’那所土房子里完成的。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好好感谢竺可桢先生，因为他为我们创造了这种美好的研究环境。有时，我和著名教授苏步青、王淦昌等欢聚的时候，回忆那时情景，大家兴奋地说：‘在湄潭是我们最难忘的时刻啊!’不禁洒下了欢欣的热泪。” 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浙大将复员时，遵义士绅，先后为浙大饯行。某次饯筵上，一位83岁的老翁说：“浙大的学风太好了，先生、学生只在图书馆和实验室，埋头工作，偶然看见岩上城墙边的浙大学生，总是手里拿着一本书，不是朗读，就是默念。遵义青年，向来不大用功，现在受了这种风气的陶熔，连我最顽皮贪玩的小孙子，也在整天读书了。” 抗战期间，从沿海迁往内地的大学相当多，但是，像竺可桢率领浙大那样一迁再迁，长途跋涉2600余公里而弦歌不辍的则不多见。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在长达两年多的搬迁过程中，虽然历经磨难，但始终处变不惊，教学活动持续不断，近2000箱图书仪器几无损失。在艰难万状之中浙大非但没有被拖垮，反倒一天天壮大起来，由一所规模不大的地方性学校崛起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大学之一。正如浙大的一位校友诸葛麒所言：“上千的人，驮着一个大学，在烽火连天的夹缝中，奔走万里的路程，历经六七省的地域，世上的人们，钦赏着他们的工作，来通力合作，渐渐增加着驮负的行列，到二倍，到三倍，到四倍；经过十年漫长的时间，又凭着四千人的力量，依然驮回来，不能不算是五千年来的奇迹。” 排万难 冒百死 以求真知 “求是”是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的院名，也是竺可桢为浙大制定的校训。早在1936年的9月18日，竺可桢在对学生讲话时，就把浙大精神概括为“诚”和“勤”两个字，“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和高等学堂，一脉相传，都可以诚勤两字代表它的学风”。1938年11月，在一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正式提议将“求是”定为浙大校训。在他的心目中，“求是”的精神应包括：(1)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他对科学精神的提倡、对学术自治的坚持、对大学生人格理想的阐释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校系科的调整，均源于此。 在这三条中，竺可桢又特别强调第一条，他说：“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他常常举布鲁诺、伽利略等人为例：“当时意大利的布鲁诺倡议地球绕太阳而被烧死于十字架；物理学家伽利略以将近古稀之年亦下狱，被迫改正学说。但教会与国会淫威虽能生杀予夺，而不能减损先知先觉的求是之心。结果开普勒、牛顿辈先后研究，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而真理卒以大明。” 由此，竺可桢又进一步引申出他关于大学生人格理想的论述。他明确地提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而“唯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大学生应发扬先哲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经常用孟子“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名言来激励学生担当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去做各界的领袖。 1945年9月23日，竺可桢在《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中针砭时弊：“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目今我国社会，仍然充满了这种功利主义。大学里边的课程，支离破碎，只求传教零星有用的知识，而不注重理智的培养。大学生认定院系，不问其性情之是否适合，而只问毕业后出路之好坏，待遇之厚薄。选择科目，不问其训练之价值如何，而专问其是否可应用到所选定之职业。在大学内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理应并重。”这些话，在60年后的今天听来犹感如芒在背。 基于这种信念，竺可桢甫一上任，第一次召开校务会议就提出大学各学院一年级不分系的建议，目的就是避免学生过早地进入专业学习而忽视了基础。他认为“大学一二年级中，工院自宜打定数理良好基础，文法等院自宜重视文学、经济以及中外历史，以备专精。虽然彼此不可偏废，仍宜互相切磋，不限系院，庶几智识广博，而兴趣亦可盎然。”而教育部召集大学课程标准委员会讨论大学课程，作出一年级不分系的决定，则是10年以后的1946年。 为了加强数、理、化、国文、英文等基础课教育，竺可桢要求“第一等的教授”亲自到教学第一线。在他倡导下，苏步青、钱宝琮执教一年级数学，王淦昌、朱福忻教新生物理，周厚福、储润科执教普通化学，蔡堡教生物学，祝文白教中文，谭其骧教中国通史……这样的阵容真是要羡煞今天的大学生了。 竺可桢还鼓励学生跨院、跨系选修课程，选读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学科或自己爱好的学科。于是，理工科学生经常选读唐诗和宋词，并且进行创作，文学院学生也有选读微积分、地学通论和物理等课程的，院与院之间，系与系之间，不像有些大学那样文理壁垒森严，阵营分明。浙大有的院系建立主辅修制度，加强了各学科间的渗透、综合。 由于不满当时一般学校只注重专门知识传授，不注重品性德行陶冶的做法，竺可桢刚担任校长时就尖锐地指出：“目前我国大学里有一种极坏的现象，就是教师在校上课，退了讲堂以后，就与学生分手不见面，这种教而不训的制度，急应改良。”改良的办法就是采用剑桥、牛津等大学的导师制，用教师的模范行动去影响、感化学生。他说：“要晓得最好的训导是以身作则，这个理论，无论古代的学府、书院，今日新式的大学，统可以应用。”在天目山时，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天目山实为导师制之理想地点。如昨星期日，天气既佳，秋高气爽，导师与老师均群出外散步，每人约率十七八人，男女各有，又不分系。”颇有孔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味道。 竺可桢一向认为“大学无疑的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因为“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没有独立研究的氛围，自由讨论的刺激，真理何由得明？而要保持学术自由，就“对学校应能自治，以维护大学之尊严”。所谓的自治，除了坚持教授治校以外，更重要的是坚持让学校独立于政治之外，让学术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行，而不是跟着政治的指挥棒起舞。1946年7月19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对于教育与政治总以为不应过于接近。”这就是为什么在答应接任校长之前，竺可桢要对蒋介石提出“校长有用人全权，不受政党干涉”的原因。 蒋介石曾多次通过陈布雷动员竺可桢加入国民党，但竺可桢坚持认为大学应有自治权利，不能受党派过多干涉；大学校长应有独立人格，不能成为党派“御用”校长。当陈布雷等人做他的工作时，竺可桢一再推辞。国民党五中全会后，要求凡国立大学校长都须由国民党员担任，竺可桢对此很是反感。到1940年前后，竺可桢和梅贻琦成了仅有的两个不是国民党员的大学校长。他在1943年5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有中央训练团谢光平来，嘱余填入国民党志愿书。现大学校长中只余一人非党员”。虽然后来竺可桢被迫填写过加入国民党的志愿书，但他从未交过党费，也未参加过该党的会议，以无言的行动来抗议政治对学术的干预。 更为难得的是，在他主持浙大的13年中，浙大是超越于党派之外的，倾向国民党的教授张其昀也好，无党派的自由主义教授费巩也好，倾向左翼的教授严仁赓、张君川等也罢，都能在浙大自由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安心从事教学、研究，并不因为政治态度而有所偏废。对于这一点，竺可桢一直引以为自豪，他多次指出，“办教育之基本信仰与警察厅长不同”，“对办大学的基本信仰，必须有人人可以为圣人之信仰，然后可以办教育”。他认为在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学校更不应加入政党纷争之中，“余来此乃办学校而非办党也”。 “浙大保姆” 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年代，“以天下为己任”的浙大学生不仅遵循校长竺可桢的教导，学习勤奋、刻苦，而且还积极投身于抗日宣传、战地服务等各种活动；抗战结束后，他们又加入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 对于学生的爱国热情，竺可桢坚决予以支持，对他们采用的罢课、游行等方式却不能苟同。他的态度是言论、信仰可以自由，但不要参与政治和党派活动，学生的主要任务为学习。他不止一次语重心长地对同学们讲：现在国家财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每年花费数百万来培养你们，“不派你们上前线而在后方读书”，就是希望你们能使我国家建设“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若不把这种重大责任担负起来，你们怎能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前方拼命的将士?” 然而，年轻的学子们血气方刚，“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们要为国家的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每次学潮掀起的时候，作为校长，都是夹在学生和当政者中间。竺可桢从不迎合当权者意图去压制学生，而是按照自己的原则处理问题，一切从保护学生的立场出发。遵义时期，他曾对当地警备司令高文白说：“决不准国民党军警借任何理由来浙大搜捕。”学生一旦真遭到逮捕，他也会挺身而出，与有关人员交涉，坚持依法从事。浙大也因此被国民党强硬势力称为“共匪之租界”。1947年8月，浙江省主席沈成章当着竺可桢的面表示浙大处理学潮过宽，开除的学生太少，甚至说“浙大乃共产党大本营”。竺可桢坦然回答：“学校处理学潮，不能用武……须以德服人。目前要点在于组织教授，扶植善良，潜心读书，不为政潮所左右。”尽管校内外国民党一再责难他包庇纵容左派和共产党，他很不以为然，坚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地爱护学生。学生吴耕民回忆说：“每次国民党军警要来捉学生时，竺先生得知后，立刻通知我们叫有关学生暂时避开，做好必要的准备，以免牺牲。” 1942年1月22日深夜，浙大毕业已留校任助教的潘家苏和农经系四年级学生滕维藻住处受到国民党湄潭党部搜查，随后被栽赃陷害，拘押在遵义。事发之初，竺可桢专程赶到湄潭，之后几次亲去探望，派人一日三餐去送饭菜，并四处收集有力证据，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即使自己脚上冻疮糜烂，但他依然忍痛前往交涉，还到专员公署找高文伯，要他保证审问时不用私刑。最后竺可桢终于找到两人被诬陷的证据，于4月27日由他出面具保获释。后来，“潘家苏是个好学生”这句话曾让潘家苏和他的家人感念一生。 竺可桢对学生的真诚爱护，在当时的大学校长中恐怕无人能出其右。1949年3月6日，浙大学生自治会为校长60寿辰举行祝寿晚会，“健身房里挤得水泄不通，参加的人数超过任何一次晚会的记录”。尽管竺可桢因不赞成为他祝寿而没有到场，但学生热情高涨，他们献给校长的一面锦旗上赫然写着“浙大保姆”4个字，表达了学子们深深的敬意。 尾声 在接任校长一职时，竺可桢曾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之一是任期“以半年为限”，虽然后来在蔡元培、陈布雷等人的劝说之下同意将期限放宽至一年，但事实上，他一干就是13年，而且是动荡不安的13年。在内外交困的夹击下，心力交瘁的竺可祯曾一次又一次产生辞职的念头，但面对师生的挽留，却又一次次留了下来。直到1949年，这时候的竺可桢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4月28、29日，教育部长杭立武从上海连续发来电报，叫他速去沪，有要事相商。于是，竺可桢离开了主持13年之久的浙江大学。他于4月30日中午到达上海，杭立武劝他去台湾，他拒绝了。27天后，上海解放。 13年前，竺可桢在连天的炮火中开始他的校长生涯；13年后，他的校长生涯在欢天喜地的锣鼓声中结束了。在动荡不安的乱世中，竺可桢奇迹般地坚守着大学的理想。(谈火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