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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以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地大物博而骄傲，的确，几千年的华夏儿女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毛泽东曾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宝贵文化遗产，在这些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精髓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发扬光大，比如“后羿射日”的拼搏精神，“大禹治水”的忘我精神，屈原的爱国精神，王安石的改革精神，文天祥的不屈精神，以及“愚公移山”的奋斗精神，“以和为贵”的和平精神。这些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所在，所以我们要弘扬民族精神，注重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江泽民曾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我国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优秀文化，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到明清的小说，无不显示每一个朝代的成就。这里，我只就先秦儒家思想谈一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特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儒家的思想作为官方精神支柱，可以说对我国的文化发展和价值取向，具有极其巨大而全面的影响，其影响所及，甚至超出了中华文化范围，而及于领国异邦，形成了具有国际性质的文化圈。虽然历史的这轮已经驶入了21世纪，但儒家思想中的许多精髓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失去光彩，相反，而是愈加显示其经世精神。 首先，何为经世精神？简而言之，指经国治世的精神，具体言之，是以“入世”为前提，“致用”为旨趣，引导人们在此岸世界“立德、立功、立言”，治理世界的秩序，谋求民众的安宁，实现自己的价值，达到“三不朽”的人生境界。这种经世精神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注重现实人生的民族性格。这种经世精神主要表现为一般人生态度上的积极涉世精神，政治理想上的经世作风，以及民族信仰中的强烈的非宗教化倾向。 我们知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六艺为法”，是先秦时期“六经”涉及的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这些经世学问的集大成者。换言之，儒家之所以依据“六经”，就是因为它们都是经世之学。章学诚说：“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这说明孔子传述“六经”的目的在于以“六经”治世，而非托于空言，或另作形而上学的义理研究。孔子整理“六经”的思想主题是总结“经世”经验，弘扬“经世”精神，启示“经世”方略。孔子的经世精神表现在那么三个方面：第一，人生态度上的积极涉世精神。孔子称自己“学而不厌”、“为之不厌”、“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孔子周游列国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几经危难，历尽艰辛，当时人们评论说“知其不可而为之”。第二，政治上的发愤经世之风。孔子与当政者讨论的问题，也离不开“为政”、“使民”、“何为则民服”等政治之道。孔子与弟子之间的对话，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谈论“学政”、“干政”之事。孔子本人曾明确告诫弟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即使议论道德休养、学习方法等问题，也都是培育学生将来从政的素质和 才能。《论语》20篇，篇篇说如何做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治理人民，把这些做人的道理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仁”。可见，孔子的学说及其言行都是围绕着一个目的，即通过修己，达到治人，最终实现其政治理想。第三，信仰中强烈的非宗教化倾向。孔子虽然讲天命，强调在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有着一种巨大的客观力量在起作用，他重视对人的研究，把人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他很少讲天道，认为那是虚无飘渺的事，也不轻易谈鬼神。孔子说：“生未知，焉知死？”孔子不看重生死问题，他认为生死是不足惜的，不必留心的，毕生致力于对人道的追求。所谓人道，就是处理生社会上人与人关系的准则，治国做人的道理。儒家决不讲“来世”，决不追求死后的“极乐世界”，而明确地重视现世，要求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是儒家的一贯态度。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是王权高于神权，神权为王权服务，与儒家这种务实的精神分不开的。孔子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些都是求实精神的反映。从以上可以看出孔子并非深研宇宙本体的哲学巨匠，而是对伦理、政治问题给予特殊关注，、修己以经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一生的思想和言行无不体现着入世、用世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以解决社会人生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执著于对政治、伦 理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问题的探求，而对于抽象的思辨不感兴趣。儒家积极入世的价值取向，在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那里就开始确立。这对于整个后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之成为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 自孔子之后，先秦的原始儒家的经世精神在发展进程中拓展出“内圣”与“外王”两条路。前者强调内在的道德修养，追求成贤成圣，其倡导者以孟子为代表。孟子曾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但其侧重点在修身，因为在他看来：“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经世的出发点是自身，是自身的道德修养。从这里出发，逐步由“身”而“家”，由“家”而“国”，由“国”而“天下”只有遵循这一路向，才能既“善其身”，又能“善天下”。所以，他特别强调：“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正君而定国矣”。后者强调外在的治平大业，追求济世济民，其代表者可以荀子。荀子也重视修身，但更侧重隆礼。因为在他看来“礼者，所以正身也”，“礼者，人道之极也”。他要提倡的礼，既是“正身”的根本，又是“经世”的关键，对于一个人和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都至关重要。他要推崇的礼既必须以“法”来充实，与“法”相会通，又必须有人君管其“枢要”――这就是外王的大业。 另外，从孔子的非宗教化倾向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从宗教迷信状态下转为对人的关注，体现了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表现“民本主义”思想的倾向；其次，孔子想把人从动物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成为一种真正社会性的人，一种自觉自为的“类存在物”，他认为人不能与鸟兽混在一起。比如，孝道如果仅仅是物质的供养，那还没有脱离动物界，因为犬马皆有养，孝子的真正不同之处在于能敬，如果没有对老人的精神上的恭和敬，与犬马没有什么区别。儒家就是要把人从禽兽的状态中拯救出来，达到“仁人”境界，这表明儒家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博爱”的思想。这种原始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较之于奴隶社会，较之于奴隶主的贪欲和残暴，无疑是崇高的、美好的，它是对人的本质的第一次正面扩张，是作为万物的灵长第一次自觉阐发了他的理想之光，虽然人类要达到这一理想的历史是曲折的、遥远的、漫长的，但是由于人类有了这面理想的旗帜才不断地激发人类前赴后继，不屈不挠为之奋斗，因此也是人类历史不断前进精神源泉。所以孔孟所阐发的这一思想可以与世长存，历史每前进一步都要高扬这面旗帜，所以孔孟思想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成为启蒙大师们的思想武器，伏尔泰曾高赞孔子为人类揭示了理性之光。从儒家经典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孟追求的人格美主要表现在：一、积极进取和耿介正直的精神。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反对没有主见的骑墙派，反对不分是非的“好人主义”。二、为真理而献身的壮烈情怀。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又说：“三军可夺帅也，人不可夺志也。”由于他为真理将生命置之度外，所以敢于为民情愿，显示出一种藐视吾道忠君的英雄气概。三、心怀坦荡，善养吾浩然之气。儒家所理想的人格美是一种超越食色，超越生死，因而这也是世界一切权力和困苦的伟大的人格力量，这种力量来自自我修养，于是孟子就提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又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通，集义所生者。” 除此之外，儒家思想还有很多特征，加之后人的不断补充与发挥，更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研究和继承，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故不能详细论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