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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树浓 一直以为代表“雷词”最高水准的是“任氏语录”，当年房产大佬任志强的一句“高房价可控制人口增长和人口素质”，堪称雷词经典。现在看来，只能说自己见识太浅—— 在广州市 城管执法监督员会议上，原广州城管支队支队长许决华将“炮口”对准了经济学家厉以宁，“最近社会上有学者专家建议，城管对小贩要宽容一点，“我看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读书读太多了！”“广州走鬼大多数都是外来人口，而且具有超强的‘传染性’ 如果今天我们不对他们进行限制，反而给他们提供1万个工作机会，那么明天将会有10万个走鬼跑过来！”“广州如果不设防，傻瓜都会来广州。”（5月10日《西安晚报》） 许决华出此“雷人之语”，自然是要证明城管工作的重要性，但在我看来，其弦外之音更在于讽刺读书人。“城管素质问题”一直为人所诟病，也遭到包括专家学者，媒体记者评论员在内的严厉批判。读书人反对城管粗暴执法，认为底层群体的生存权比城市美容更重要；反对桎梏的二元户籍制度，认为自由迁徙的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有严格的户籍制度，中国应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反对限制所谓“低素质者”进城，认为这是一种“群体歧视”，有违现代社会公平正义之普世理念。 如果说读书人的“书生之见”因为过于理想主义，而走向不切实际的极端的话，那么一直以来以之相对的另一极端便是狭隘的经验主义。“站着说话不腰疼，读书读太多了！”便是此种心态的印证。狭隘经验主义者不相信书本大道理，只相信自己的局部经验。一切社会常识与伦理准则皆为空谈，“实用”才最重要。而在所有“实用”法则中最被奉为经典的法则是什么？借用成龙大哥的话，“中国人是要被管的”，“管制”在一些经验主义看来，是最快捷、最有效的治理矛盾方式。事实上，中国现代社会的民主进程，便是这两种主义较劲的过程。虽然代表民意的理想主义已逐渐深入民心，但在对抗中往往都沦为表面文章，真正能对社会运行起作用的自有另一套“潜规则”。 于此，我们自然是可以理解为什么舆论的刀尖浪口中，城管 “粗暴执法”的问题仍愈演愈烈了。城管自设立那日起，就被赋予各种各样的职能，维护市容整洁，整治交通环境，保护合法商贩利益等等。而广州城管的权力似乎更多，除上述职能，还被赋予承担着限制所谓“低素质”人口进入的“重任”。在很多人看来，“低素质”外来人口与犯罪有着必然联系。要让广州的治安变好，限制“低素质”人口进城非常必要。而要整治“低素质”人口，“低素质”的手段最实用，向来以“出手凶狠”而著称的城管无疑能堪当大任。 无可否认，城管的工作代表着一座的城市局部利益。市容要整洁，治安要稳定，这些理由看似非常合理。维护城市眼前与局部的利益与稳定，这也是狭隘经验主义受实践层面欢迎的根本原因，但社会的整体与长远利益却也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在我看来，城市所谓限制外来“低素质”人口如推而广之，其危害性难以估量。首先其侵害了人的基本生存权、自由迁徙以及公平而不受歧视的权利，这些停留于“书生之见”或者书面上的“权利”，虽说在短期受到侵害，似乎并无大碍。但长而往之，必引起强烈反弹。就某个特定城市而言，是有碍于城市的长远发展环境，就全国而言，则激发了农村与城市的矛盾，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其次，以打压“摊贩”来维持治安，往往会起到相反效果，将摊贩劳动致富的最后一条活路给封死，是“逼人上梁山”。 比“书读得太多”更可怕的是“书读得太少”。“书读得太多”虽然未免空谈，但最起码对我们的社会进步能起到指路导向的作用，而那些不读书不信书的的所谓“实用”主义，虽能维护眼前利益与稳定，其后果是以社会整体倒退为代价的。这也中国现代社会的进步历程相对缓慢的重要原因。因此，相对于“提高进城人口素质准入门槛”，提高“权力者素质准入门槛”似乎更为迫切，而城管则是迫切中的尤为迫切。 我认为，我们的许队长还是应该读多点书的。最起码应该知道，“摊贩”不能“低素质者”或者“傻瓜”划上等号，即使是“傻瓜”也是有权利去广州的，虽然这样的常识是非常简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