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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腔的愤怒” １９２５年５月３１日，英国士兵在上海租界开枪杀害中国工人，发生五卅惨案，激起澎湃的民族抗议浪潮。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的叶圣陶连夜写下《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他“满腔的愤怒”。当他赶到惨案发生地，想参拜伙伴的血迹，想用舌头舔尽所有的血迹时，却什么也没有了，血迹“已经给仇人的水龙头冲得光光，已经给烂了心肠的人们踩得光光，更给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洗得光光！”这个一向温和的书生发出了怒吼── 血曾经淌在这块地方，总有渗入这块土里的吧。那就行了。这块土是血的土，血是我们的伙伴的血，还不够是一课严重的功课么？血灌溉着，血滋润着，将会看到血的花开在这里，血的果结在这里。（同上１６６页）６月１日，他和郑振铎等起草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宣言》，却没有报纸愿意发表。有鉴于上海的报纸不能如实报道“五卅”事件的真相，几天后（６月３日），他和茅盾、郑振铎、胡愈之、王伯祥等同事利用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便利，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名义迅速创办了《公理日报》，报头题字就是他写的。尽管租界当局不允许发行《公理日报》，谁手里拿着这张报纸都有可能被英国巡捕抓去坐牢。但他们“自以为肩负着民族的命运”，“人家不敢说的，我们说！人家不敢登的，我们登！” 他站在全民族反抗强权的前列，为公理奔走呼喊，他的一生中鲜有像这段时期这样热血沸腾的，可以说，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他已经尽心尽力。对他而言，“这是义务，是责任，是良心的命令！”（同上１７８页）从１９２５年６月６日到２０日的两周内，据不完全统计，他仅在《公理日报》就发表了１０篇掷地有声的时事评论，有时候一天就发表两篇，如《有交涉，无调停！》、《虞洽卿是调人》、《不要遗漏了“收回租界”》、《援助罢工工人！》、《无耻的总商会》等。光看标题，我们就为他的民族激情所淹没，当时曾赢得“数万读者的热烈同情”。 “他们杀伤你们，我知道也会杀伤我” 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１７日，五卅运动工人领袖之一、共产党人刘华被军阀孙传芳秘密杀害。１９２６年１月２５日，他和郑振铎、沈雁冰等４３位知识分子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人权保障宣言》，愤怒抗议这一戕害生命的罪恶行径。 不到两个月，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北京发生了惨绝人寰的“三·一八”惨案。第二天，远在上海的叶圣陶在沉痛、悲伤、愤怒之中写下了《致死伤的同胞》（发表在３月２８日《文学周报》２１８期），他深深懂得： 他们杀伤你们，我知道也会杀伤我。你们遭到枪击而死而伤，难道单只是你们的命运么？……我如果在那里，死伤的就是我；我的邻居如果在那里，死伤的就是我的邻居；全国的非奴隶们如果在那里，死伤的就是全国的非奴隶们。你们的死伤，是代表这么多的人吃苦受辱；对于你们，固然十二分地悲悼，但是可悲悼的仅止于你们的死伤么？他们开枪，表示他们已经下决心敌对这么多的人；杀伤你们，固然十二分地可恨，但是可恨的仅止于杀伤你们么？这是悲沉、深挚的悼词——我想见你们激昂而又悲愤的面容，我想见你们高亢而带辛酸的呼号，我想见你们各含着一腔不平的气，我想见你们各怀着一颗纯赤的心。……我想见你们震怒跌倒了，死的死了，伤的伤了。我想见鲜红的血淌在你们身旁，还是突突地沸腾。我想见你们的眼睛大大地睁着，还是怒对着仇人。我唯有十二分地悲悼，十二分地虔敬，来对待这严重的惨酷的新闻！ 这是愤怒的、战斗的檄文──三月十八日北京的枪声就像归队的信号。在我们这边的，已经听见信号而且嗅到我们的代表的血腥了，赶快集合起来吧！我们再不用多说废话了。 要是责备他们不该放枪，说他们没有道理，我就认为这个意思不必说。 十天之后，也就是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８日，他又在《文学旬刊》发表杂谈《可怕的名词》，再次声讨“三一八”大残杀，针对杀人政府散布的学生是受共产党煽动等无耻谣言，他这样写道： “共产”“共产”，这个名词真是太可怕了，太有作用了！凶手可借之以逃罪，无辜者乃冤沉海底！血染街前，陈尸满地，空前的屠杀，乃以归罪于“共产”“赤化”之言，轻轻的瞒过了愤慨的国民，呜呼，巧矣！巧矣！ 这不仅是叶圣陶的抗议，也是当时所有良心未泯的知识分子共同的声音，他们用自己的笔揭穿了一个杀人政权的谎言。作为长者，他们没有辜负死伤青年淋漓的鲜血。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承担着一个民族的良知。因为不仅叶圣陶知道“他们杀伤你们，我知道也会杀伤我”，当时的无数知识分子都知道这一简单不过的道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