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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七二年起，日记里常见的一句话是“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转过年来，这句简化为“车来赴会”。有时加一句“听发言”，“偶发言”。间或有短短的评语“漫谈居多”。意趣索然可见。 进入一九七三年冬，政协学习会上的气氛反映到日记里来了，“答宋数语”，“发言一小时半，宋、朱仍不肯服”。待到“宋某出恶言”，终于决定不忍耐；写信给学习小组三位组长，声明“我抗议宋希濂委员昨天对我厉声的、粗野的辱骂，假如负有维持会上秩序之责的三位先生没有适当的表示，我将拒绝出席这个小组的学习”。 宋某恶言其实是政治姿态。有人喜欢看。 接济他人渡难关 日记里出现这样一句话：“领取工资，待分配。”令人费解。“文革”十年，父亲那份工资成了“小金库”，资助着生活无着、生活艰难的朋友。随着遭停发、扣发工资的人日渐减少，这种需要渐渐减少。这件事通常写作：去政协领取工资，兑某人二十元，兑某人十五元。只一次写作“待分配”。我专挑这一次引用，因为出于无意的这一笔倒是反映了他的心理状态。需资助者在外地，通过邮局寄兑，在北京者大多自己来取。这项工作持续了六七年直到受资助者表示已不再需要。 我注意到按月兑往外地的，是他确认对方需要，不待提出而主动资助。北京的朋友则有不同，认为自己有责任资助到底的写作“赠”，略次于“赠”的写作“助以”。由对方提出的写作“借”。写作“索借”则是不赞同其人的生活态度———有困难是事实，但虽难不应该有依赖心理。无休止地索借终于使他改变了方式，“许以下月付给二百元，年内不再给”。可是没有当真不再给。“晚间雪昭送来面包，腰骨伤痛，精神委顿，其妻病颇重，付以三十元。” 袁鸿寿回忆父亲，文中有一段写到自己得资助的事，摘录于后。 “‘文革’中，我在最困难时期，每月只给生活费九元，梁老闻之，不让我求助于我的老伴，他说：‘妇女受不得大刺激，你还缺多少?’我说：‘我不能戒烟，每月还缺十四元。’他立刻给我二十八元。他补充说：‘我平时修养还不够，现在冤假错案如此之多，心中还有不平之感。’”“后来我的生活费加到二十元，梁老的十四元就不再去取了。”“我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一万多元，梁老却提及二十八元之事，我立刻归还，并谢罪。盖梁老对于孟子‘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高一层体会，他不直说，二十八元是小事，自己脱离了困境，却忘了还有别人在困境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