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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治史，认为史学以纪载不先，纪载以近事为急，及今不述，后将征徵？民国以来，事之湮没不彰与夫浮夸失实的太多了；而一般史学工作者，明于察古，有昧知今，直笔不存，是非淆混，实不足以昭示来兹。先生生长川、滇，又足迹殆遍，熟悉西南各省军政界内幕错综复杂的情形，离滇入川之后，乃师王闿运《湘军志》所谓“不在表战功而在叙治乱得失之由”的宗旨，早年著有《西南纪事》，后改名《护国军纪实》，凡二万余言。先生以当时当地人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纪当时当地之人之事，故能详其发难原委及其彼此因果关系，并认为护国军运动这一历史事件是关系到民初北洋政府治乱升降之枢纽。此作实堪与《湘军志》相颉颃。写成后，先生自认其中事实仍有不完全符合之处，乃检民国初年《东方杂志》中《大事记》，以订正纪事中年月之伪。先发表于1935年《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二期，后于1941年又收入为《旧闻零拾》中的一种。《纪实》外，又有专纪滇事之书，是为《滇语》。《滇语》撰写于抗战前燕居之暇，述其幼年遍历滇中各地所见所闻与所传闻其人其事，尤详于滇边诸少数民族的派支、分布及其生活、生产和习俗、信仰。先生于1942年出狱后又重新删定，颇自矜此作有独到之处，人物中亦颇有抑扬，唯文字摹六朝，去今太远，一时无从出版，乃亲自用端正小楷誊清一过，藏之于家。另有《至性集》一编，选自古迄清末至性至情之诗，亲笔写定四本，录数百家，都数千首，选择甚严，皆可诵之什。此选发轫于1934年至1935年间，先生以为事功出自性情，易俗在敦至性，欲事提倡真性情，藉匡时俗之始。此为未刊稿，系先生行楷亲笔写定，无第二本，后佚于闽中。 《桑园读书记》作于出狱后的1942至1944两年间，记中仅择录两年中所读的四、五十种书，集为一卷，都六、七万言。体例殆合提要、札记而为一，每一书必贯彻首尾，有可供参稽的，间附己见。十余年后，又重勘一过，复有增省，于1955年交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为文史研究者细心读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书中评论清代学术，每有独到之见，如论包（世臣）、龚（自珍）、魏（源），推重世臣，谓“魏、龚非其匹也。三人学术，各有门庭，亦以世臣较为质直，盖由多见通人，无惊世骇俗之见。至若宅心和厚，龚不如魏，魏不如包。文亦如此。”此所言学术质直，无惊世骇俗之词，又言宅心和厚，文亦如此，实即先生平日立身治学之准绳，不啻先师自道。 《东京梦华录注》写定于1958年，于195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早在二十年前，先生即着手作注，录于书眉及别纸，凡一二百条。书实未成，而世人多知先生有此注，每来怂恿付印，乃排纂成书，新注又得四五百条，引书一百五十余种，校出误字一百数十条，视前增三分之二。取材以宋人杂记为断；一、证闻，二、补遗，三、纠误。即以校勘误字而论，除本证外，也采用旁证。本注既以原刻为主，后此秘册、《津逮》、唐宋、《学津》各本不以后证前，况多臆改，故皆不取。孟元老这部书最不好读，断句以伎艺、饮食为最难，其他讹夺亦复不少，注释就更不容易了。此书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者十分重视。当年日本学人有撰文作评，略谓校订失多于得，句读误至五十余处，注释亦有当注未注、注而不切且注错者不少。但日本人所评亦有说可两存者。前几年，国内亦仍有人写小文，有所指摘。其实此书注成后，先生自云：“能释者未及十之三四。”“虽力求不误，而误者必多。”又云：“不必求备，实亦无从尽备。然取舍颇具微意，不徒志美，亦以志恶。其一事两传则取其较为详确者，展转负贩则取其纪录较早者，世人或不免诋为支蔓，而不知摈而不取者多矣。”足见先生对著书的实事求是和认真态度，是谦抑为怀、非常矜慎的。 先生临终的前一年，还写成了一部书，也是先生最后的一部书，稿已交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付排，尚未出版，先生已不及待而与世长辞了。这就是1965年才出版的《清诗纪事初编》。众所熟知，自唐以下，各朝诗都有《纪事》之作，先生此编正好填补了清代的这一空白。全书八卷，系先生根据三四十年中访求的七百余种顺康人诗文集所写成的。以明遗民列为前编，顺、康两朝则按作者地区又分甲、乙、丙、丁四编，共收作者六百人，录诗二千余首。本黄黎洲（宗羲）以诗证史之说，所录诗都属有“事”的篇什，不限于名家，而贵乎诗能记史外之事，故本书与以前各朝《纪事》之作名同而实异了。先生忘年知交杨子勤（钟羲）所著《雪桥诗话》正、续、余三编，刊于民国初年；郭啸麓（则澐）所著《十朝诗乘》梓行于抗战胜利之顷。两者均以诗存人，亦未始非为佳构，然皆不过遗老对胜朝眷恋之言。郭书在后，辑佚为劳，而吏识不逮杨著。今若以两者视《清诗纪事初编》，相形之下，先生史家之作与杨、郭遗老之篇，迥乎有别。至于徐竹村（世昌）所纂的《晚晴簃诗汇》，二百卷，所录六千余人，可谓洋洋大观。《诗汇》以《明诗综》为法，惜诗多泛采，又编次凌杂。徐所见专集虽不多，然亦有先生所无者。先生锐意搜罗，亦自认不易通观一代，即顺康时诗文集之泯没无闻者何限？今《初编》的六百篇小传，都六十余万言，皆为先生中岁以后精力贯注之作；所记各书均由目验，辨别审慎，间加纠正，于清初文献的考订帮助极大。至于先生就清初作者和著述所作评述，虽为文长短不一，对于清初八十年间的社会政治、学术思想和文学风尚所提供的丰富而又经过整理的资料，是有很大贡献的。先生即在交稿付印之后，又翻阅过王培荪的《目录》，发现王所藏清初人集部，为先生所未见者有一百五十种，但切要者不过十余种而已。先生认为，如能合之上海复旦大学所得刘翰怡（承斡）旧藏百余种，北京图书馆所得伦哲如（明）旧藏百六十种，加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五十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藏三十种，假以时日，使得从容采撰，则《清诗纪事初编》立可增至千人。惜各书分散各地，纠集不易，而先生自知年事日高，精力日减，故又认为，缥缃奇秘，分布南北，伏处荒郊，望洋兴叹，此事还须待之后人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