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0年和启功。 早在20世纪20年代，陈垣就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当时他与王国维齐名，王国维去世以后，他又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认为，只有陈垣与王国维才称得上“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傅斯年说过“静庵先生(指王国维)驰誉海东于前，(陈垣)先生鹰扬河朔于后。”日本汉学权威桑原骘藏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出版后，很快发表评论，称陈垣是现在中国历史学者中“犹为有价值之学者”。而陈寅恪的学生戴家祥回忆：陈师和我在校散步时，自称平生最佩服的是王静庵(王国维)先生，其次是陈垣。 他自学成才的经历于今已成传奇，他的苦学博学、教育实践对今天有何启示？南方日报为此专访了陈垣长孙、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智超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垣研究室主任周少川先生。 真正把宗教当作历史文化来研究，是从陈垣开始 南方日报：陈垣在国际汉学界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评价？概括地说，他最大的学术成就是什么？ 陈智超：陈垣在史学上有3个方面的成就：元史、宗教史和历史文献学。 中国史学虽然发达，但是严格意义来说没有宗教史。之前佛教史、道教史都有，但都是从“卫道”的目的出发，对其他宗教采取攻击的态度。真正把宗教当作历史、文化现象来研究，是从陈垣开始。他对现在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中国道教等等，都有研究。别人没有他这么宽广的视野。另外在他看来，宗教史也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史。元史方面，不论他对元史的基本资料《元典章》、《元秘史》，还是对元代的整个评价，一直影响到现在。他还把历史文献学的校勘、避讳、年代、目录学等，都提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过去校勘从汉朝就开始了，但是把前人和自己校勘经验总结上升到规律性高度，只有他做到了。现在的人都遵循他的基本方法。避讳也是一样。他不仅研究各个朝代避什么讳，还根据避讳反过来鉴别一个文献的年代。这就是比别人高明的地方。所以我们说陈垣，不仅是他的精神可以给后人启发，他的成果也一直可以为后人所利用。 周少川：伯希和对一个学者的评价标准首先是看这个学者有没有对旧学有深厚的根基，全面的把握，而陈垣先生对传统史学有着深度全面的继承；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史学有很多新的发现，包括地上文献和地下文物的双重发现，如甲骨文、汉简、敦煌史料等发现即为中国史学开辟了新的天地。陈垣先生当时能够在继承旧学的情况下在新史学的前沿阵地与外国学者争雄，因此征服了伯希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