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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一生之治史讲史，要其大旨，端在昭示生民来世、消息盈虚之旨，盖兼史与子二者而皆有之。其所最服膺者，厥为颐亭林（炎武），亦每以“行已有耻，博学于文”教人；治生则“不耻恶衣恶食”；求学则“知类通达”，“温故而知新”；合群则“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教诫则“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先生素主述作，又深以亭林深自矜秘，不轻示人为法；且不乐于惟事考订，非不擅于考订也，无非以考订为平日读书之半，兼为随时写作之准备而已。所以于讲课与燕谈之际，屡屡以《日知录》为例，谓《日知录》每一条短的虽只有数十字，皆可供今人一二万言的长篇之作。又谓温公之于《通鉴》，许多考据，并《考异》亦不得羼入。世之称道先生者，谓先生熟于史事，兼知掌故；或谓先生博而杂，可称为杂家之学者：是岂真知先生者？其诋毁先生者，又谓先生清高自居，好批评人，尤其瞧不起今人。其实，先生不但瞧不起今人，连清代乾嘉学派也很少放在眼里。先生常说：“宋明人纪载之作，千载难继，不独赏其钻研功深，即翦裁之功何易企及？”“昔人志在今古，故重史事，明典章，知沿革。”是知先生之为人治学，先求其大者远者，务使所学能有裨益于国家兴旺、长治久安，民族生存、发扬光大。盖取法乎宋明人之上，贵在志切国计民生，验诸事功，而有似杜工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咏也。 先生早年于书无所不窥，金石、书画、陶瓷、雕绣、印刻、板本、校勘、目录之学亦无不求精；平日讲课著书之外，尤喜买书、钞书、印书，得薪大半以偿书债。中岁以后，先生于1936年8月27日日记记云：“买书负累甚众，而无读书之益。今后决将由少买以至于不买。然后择版本稍佳可以悦怡者而买之，不在多也，多则累矣。即现有者亦将以渐廓清，庶乎博而反约。应力以书多装架为戒，或问学稍有进益乎？勉之勉之!”可见先生此时治学已由博返约，前此先生亦尝以南北朝史见长，自时厥后，则专致力于明清两代，而尤注意清初的研究，买书亦以顺康人诗文集为限。以先生所著书而言，《骨董琐记》特详于明清两代无论矣，即就《中华二千年史》考察之，全书二百万言，明清史部分七八十万字，几占全书一少半，而清史部分六十余万言，又占明清史部分四之三，占全书亦几三之一，其重视清史可知。再说钞书、印书，钞而已印者，已不下十数种，其中除董其昌、茅瑞徵、张萱三种为明人外，其余均为清人手稿本或传钞本，即董、茅、张三人亦均为明末之人；钞而未印者，尚有乾隆初年弘旺所著的《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和《松月堂目下旧见》等书。今《松月堂目下旧见》已列入1982年至1990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则专纪清初重要史事和人物的传记《通志纲要》和《名臣录》两书似亦应列入出版规划之中。至若《清诗纪事初编》一书的出版，虽在先生逝世六七年以后，而其搜罗七百余种的顺康间诗文集之勤，历四十余年之久；六百人小传的撰写时间，虽大部分写定于最后一二年，但合前后时作时辍计之，亦几三十年。其中有早有成稿而又重撰者，如《叶燮传》，先生昔年所作初刻本《已畦集跋》，颇得意，以为不须重作；后又新作一传，乃尽易之，先生所谓“不知孰胜也”。又如补撰的《张兆骞小传》，撰成之后，乃忆旧有此稿，只因旧稿贬多于褒，仍用新撰者。他如顾（炎武）、孙（奇逢）、王（夫之）、黄（宗羲）四传，先生畏难久未草撰，后始成之。今人或有疑《清诗纪事初编》中的前编所录明末人多至二百余人，冠于全书之首，系先生录以自况，颇有不满现实之嫌。实则此编历时三四十年，陆续写成，当卢沟桥事变之秋，先生序中明言：“遭逢变乱，念明清之际，先民处境，有同于我者，不识何以应变，乃取其诗时时观之，钦其节操，忧患中赖以自壮焉。”是先生以明人入清自况，乃是四十年以前之事，岂可移以比之于今日？先生序中亦明言：“是集之作，端资纪事。沧桑诸老，若概以清人目之，彼不任受也。然入清已三四十年，其诗皆作于清时，今采清事，自不能以其明人也而屏之，因别为前编，以示微意。”然则先生之著此编，旨在实事求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解放后的十年中，先生深得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照顾，又何尝再以明人入清自况乎？ 总之，先生一生治学由博返约，中岁以后，专心致志于清史，而堪称为先生代表作者，首推《清诗纪事初编》一书。先生于诗最为当行，六百篇小传中虽有不少人无事可纪，但记姓名、籍贯；然绝大多数小传，言之有物，字字贯行，疏密有致，先生亦颇自矜许，置之古人著作中，亦足称独到之作，无多让也。 我等忝列门墙，垂三十年，学识殊少长进，实有愧于先师之诲诱。今追忆所及，敢以质正于世之深知先生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