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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二千年史》一书，都二百余万言。先生在国史编纂处于负责民国史纂辑之公暇，即已开始着手进行，先成《南北朝风俗志》一篇。后因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中国通史一课，为教学需要，乃并力撰写，作为教本印行，名之为《中国通史讲义》。既至燕京大学后，先生复大力扩充补辑。乃仿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前编之旨，断自秦始。从秦以后，约分；秦汉三国为一时代，两晋南北朝为一时代，隋唐五代为一时代，宋辽金夏元为一时代，明清为一时代，厘为五卷。凡历六七寒暑，前后修改不下六七次。直至1933年秋，才完成宋元部分，明清部分迄未完编。先生《叙录》有云：“世无司马光之才，二千年之事，正史、杂史，次及史事记载、考证之书，浩如烟海，当如何纠集，而后不致贻误来学。”又云：“所采原书，遍加雠对，并细检书名、卷数、著者姓名，其他又小有是正。”“敢云实事求是，不欲自误误人，则可自信者也。”当时国事日亟，浅薄者废史不观不讲，先生尝谓“靖康之祸，昔人以为其原在于宋人之不读史”，用是苦心孤诣地提倡读史，读史必先读正史，旨在欲使青年学子通观历代兴亡史实始末，识其成败得失与诒谋臧否，庶几不至有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训。章太炎先生复书所云：“鄙人提倡读史之志，本为忧患而作。顷世学校授课于史最疏，学者讳其伧陋，转作妄谈，以史为不足读。”又云：“总由史部繁富，躁人不及审观，而又耻其不知，故不惮多为妄论以摧破之；今欲使学校中历史一课得以稍稍振起其事，益不可视以史书只宜于阅读，不宜于演讲也”，与先生提倡读史讲史之旨正复符合，足以互相发明。抗战前，先生这部《通史讲义》被商务印书馆选为“大学丛书”之一种，易为今名《中华二千年史》，先付排上、中两册，交由上海该馆出版，公开发行。中经太平洋战争，罢讲中辍者又数年。直到1955年，先生重理旧业，始将下册明清史部分补纂编成完书。先生初意明清史部分三十余万言足以了之，不意编成后，清史部分即逾六十万言，而所删削者已十余万言，尚未计在内，仍增多一倍，已无法再减。全书求明历代封建王朝治乱兴亡之迹，倡经世致用之学，总结封建统治者政绩谠论，藉供后人各取所需。善读者得产先生之以生民来世为怀，不善读者仅视为西洋式资料书之范本，近似推崇而实不悟先生述作之旨趣所在也。 先生于书无所不窥，尤喜钞书、印书；在执教燕京大学二十余年中，为燕大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学社审核鉴定的善本、孤本、稿本或传钞本，不下数十百种。先后选出校印的有：《佳梦轩丛著》，手稿本，凡十一种，经先生考定，知为道光年间宗室奕赓所著。此稿初无总名，因其中偶署有“佳梦轩”字样，先生为题今名。我们知道，有清一代文网綦严，清人讳言当代事，于满洲习俗尤讳莫如深，并一代朝章国故亦甚少过问，有之亦语焉不详，更谈不上写成专书，公之于世了。象宗室昭连所著《啸亭杂录》和震钧（后更名唐晏）所著《天咫偶闻》两书，最为诹清故者所称道，然比起奕赓亲身经历、闻见真切而写成的这部书来，似乎有好些地方又不止稍逊一筹而已。又如《万历三大征考》，传钞本，不分卷，一册，明末茅瑞征著。先生据《明史·艺文志》只著录《三大征考》而不及《东夷考略》，推断二书实为一书。时人有怀疑先生所推断为妄谈者，后来访知上海南洋中学所藏明天启刻本《万历三大征考》附《东夷考略》共二册，正是一书，得到了原书证实。又如《汪悔翁乙丙日记》，手稿本，系江宁人汪士铎于太平军既破南京后，留居城中，身亲目击，所记咸丰五、六两年的日录。字迹行草细密，讹夺杂出，殊不易辨认。先生躬身手订校正，并为之付印刊布。虽书中有不少诋毁太平天国的字句，如称“贼”或“洪贼”等，为了保持原书本来面目，不复代为删改。其中所记多为官书所不详，远比耳食余闻为可佐证，不失为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一部较有史料价值的参考书；而且该书洞彻世情，类多灼见，其论致乱之原，谓由于“应办不办之事，应杀不杀之人，充塞乎山林郡邑之间”，诚切中道咸间之时弊。又如《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四十一卷，明传钞本，董其昌撰。董以书法擅名，又有民抄董宦之事，后世鲜知其尝留心朝政大事。先生认为《汇要》一书万历一朝之事粲然具备，尤以所录兵事最详，吏、户次之，显然董所注目者东事之外，当为三大征之役，每事首尾胪列，议论亦较持平。1937年燕京大学图书馆为之校定刊布，供明清史研究工作者参考。他如明末人张萱所著《西园闻见录》，一O七卷，三山陈氏居敬堂抄本，先生亲嘱门人陈矩孙（絮）从闽中负载抵京，转让于蒸京大学图书馆者。这次整理付印，先生又据顺德李氏光绪年间传钞本加以一一对校，于1940年由哈佛燕京学社出赀付排，从而使这部只有少量几部钞本的书得以大量流传于世，而书中所纪多为今所罕见之书，不但可以和沈德符所著的《万历野获编》相媲美，其参考价值也许还要更大一些。至于先生自己印行的清末人胡延《长安宫词》和王闿运《祺祥故事》，均系当时人纪当时政局之大事，可以补证史文之阙，列为引《旧闻零拾》小丛书中的两种。就是在解放后五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明末清初人谈迁著的《北游录》以及康乾人萧爽龄著的《永宪录》，也都是由先生提供自己所藏的五石斋钞本。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于1958年排印的《锡良奏议遗稿》（手稿本），北京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的崇黻臣所著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传钞本）亦都是由先生提供的。先生一生与钞书、印书为缘，先后印书大小十数种，又屡为人校雠，且代之作序作跋，自己所藏钞本秘籍，也多付之排印，不稍吝惜。此事最足为法，不特表章往哲，彰阐幽微；更重要的是，保存了孤本，流通了古籍，为祖国文化学术事业做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