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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小传 陈垣，字援庵，又字圆庵，1880年生于广东新会棠下镇石头乡(棠下现已划归江门市蓬江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10年毕业于光华医学专门学校。自幼好学，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 陈垣从教70多年，任过46年大学校长。他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经历过几次政权更迭，他的人生观更加坚定：“人生须有意义，死须有价值”。 “每当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书桌上” 抗战时期，陈垣留在北平，坚持在沦陷区办学，同时立即与日本学术界的朋友断绝往来。当时日本报纸提出这样的问题：听说北平秩序已经恢复，我们在那里与支那人关系很密切，合作得很好。但是为什么像陈垣这种人不和我们合作呢？在敌伪时期，汉奸威逼利诱，要他出来担任当时敌伪最高文化团体大东亚文化协会会长，他也拒绝。他的得意门生柴德赓感叹：“这在敌伪时期是很勇敢、很不容易的。” 这个时期(抗战期间)，陈垣真正做到了杜门谢客。辅仁是德国教会主办的学校，在太平洋事变爆发、美日宣战之后，成为沦陷区唯一可以不向敌伪当局注册，并为国民政府承认的大学。正是在这几年，因为没有任何社交活动，陈垣的学术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期，写出著名的“宗教三书”，即《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和《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除了著书，陈垣利用一切场合宣扬“品行第一”。辅仁大学的返校节上，他给大家讲了一个孔子开运动会的故事。《礼记》有一节是讲孔子主持射箭比赛的事情，让谁把门呢？弟子子路。孔子说，有三种人不能参加，一种是败军之将，一种是为敌人做事情的，一种是认敌为父的。很多汉奸听了以后都灰溜溜地走了。在敌伪统治下，在一个很公开的场合说这样的话，很不容易。 在教学当中，他也会巧妙地灌输爱国思想。他开了一个新的课程叫“史源学”，有一次讲到清朝两个学者讨论一个问题。金灭北宋以后，一时不能灭南宋，在中原地区建立过一个伪齐政权。这两个学者讨论伪齐的头子刘豫死后到底埋在什么地方。分析了两人观点之后，他突然话题一转，说刘豫到底埋在哪里不重要，有一条材料讲，刘豫的后人都不承认他这个祖先。“所以一个人当了汉奸，连后人都不承认他。” 他在著述中一改以往不喜议论的文风，加入了更多主观色彩，借古喻今，通过这些书斥敌寇汉奸，斥责当局发国难财等。他批评得最多的是那些勾结外族、统治国人的败类，如石敬瑭、赵德钧等，他常以“人之恨之，不比人类”，“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等痛斥这些汉奸。沈兼士看了《明季滇黔佛教考》后评价：傲骨撑天地，奇闻泣鬼神。到抗战后期，有些知识分子“顶不住”了，陈垣希望用这些书来激发知识分子要爱国，要坚持民族气节。 而此前，陈垣的人生经历已经足够丰富。他学过西医，28岁时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堂，因校方歧视中国员工和学生愤而退学，带领部分学生转入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私立西医学校———光华医学专门学校；他办过报纸，在1905年与潘达微、高剑父等人创办的《时事画报》上写时政文章，抨击满清政府的统治。 即便选择研究历史，和他的爱国情怀也有很大关系，他曾多次对学生们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指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到中国，夺回北平。“每当我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的书桌上，激励着我一定要在历史研究上赶过他们。”陈垣长孙、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智超评价，所谓“陈垣要强”，是要国家强，不是要个人强。 “他就像是一架专挑错误的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 1913年，也就是民国二年，陈垣当选为众议员。此时，他才33岁。这次从广州移居北平，或许是陈垣一生最重要的一次转折。此后，陈垣成为与王国维、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大家。 到北平之后的10年内，他前后3次担任众议员，期间还当了5个月的北洋政府教育次长(教育部副部长)，最终“弃政从史”。陈垣晚年回忆说：“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连年，自己思想没有出路，感到生于乱世，无所适从，只觉得参与这样的政治是污浊的事情，于是就想专心致力于教学与著述。” 陈垣的第一本宗教史专著《元也里可温教考》，解决了“也里可温”就是元代对基督教各派总称的问题。之前学界一直对这个常跟“和尚”联系在一起的外来词汇困惑不已。而陈垣在44岁那年写出的《元西域人华化考》，让自己名扬天下，也让蔡元培称为“石破天惊之作”。 陈垣博览群书，记忆力超群。早年在辅仁大学任教时，其他教员都把他当作活字典。有人比喻说：“他如知道某处地下有伏流，刨开三尺，定然能有鱼跳出来。”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陈垣仍然扮演着这样的角色。郭沫若出访国外，与人讨论关于楚辞的问题，有的一时搞不清楚，就打国际长途回来问陈垣。一直到90岁那年，陈垣还能把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从头到尾背得一字不差。有的学生回忆说：“在他眼里，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那么多，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专挑错误的……他的嘴相当厉害，对于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 虽然惊叹陈垣的天赋，但身边的人也深知他下过的苦功。陈垣的学生兼助手刘乃和回忆，在他60多岁研究佛教史时，需要参考的一部典籍贮藏在一个潮湿阴暗的地方，多年无人进入，蚊虫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宁就进去用功一天。平常他无论冬夏都是清晨4点起床看书写作，午饭后只在椅子上靠几分钟，接着再写。每晚9点多，最晚10点就睡觉。陈智超透露，有4年时间，因为每天都很早起床编《中西回史日历》，苦心设计简明方便的表格，结果陈垣得了胃病，只能吃面。对于一个广东人来说，这是件挺痛苦的事。陈垣曾在一次与北师大毕业生的谈话中说：“我已82岁，越学习越觉得不够，你们28岁还不到，应该学的东西还多得很呢!” 陈垣对《四库全书》持续做了长达10年的研究。陈垣家住在北平城内西南角，贮存文津阁《四库》的京师图书馆在城东北角。当时紫禁城前后的东西街道还是宫廷禁地，没有直达道路，必须绕道走，来回路程需要三个多小时，逢阴雨风雪，甚至要4个多小时。他每天清早带着午饭去看《四库全书》，图书馆刚开馆就赶到，下午到馆员下班时才离开。就这样前后断断续续读了10多年，对这部包括3000多种、3万多册的大丛书作了详尽的了解。 陈垣与胡适当了5年的邻居，在学术上往来也很密切。不过，因为他专做“窄而精”的史学研究，与胡适的史学路数迥异。他曾对学生蔡尚思说：“像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类的所谓名著，很像报章杂志，盛行一时，不会传之永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