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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压倒了改革 经济观察报：有一次去采访刘道玉，他说90年代以后的教育只有发展，没有改革，发展压倒了改革。 杨东平：90年代以来的教育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 “发展大于改革”，第二个特点是“单纯财政视角的改革”，那就是说，如果说90年代也进行了一些教育改革，主要是围绕着弥补教育经费不足，让学校搞经营创收，或者说是教育改革的经济主义模式。 经济观察报：让学校去创收，就是政府推卸、放弃责任。 杨东平：90年代以来教育的 “跨越式发展”，农村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的招生数，2006年比1998年差不多增加了五倍左右，可是教育投入一直徘徊在2%-3%之间，没有明显改变，直到现在也没有达到1993年提出的到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4%的目标。很多外国人很惊奇，很羡慕，政府又不花钱，还能让教育大发展。其实这经验是没法学的，就是靠老百姓掏钱，靠银行贷款。关键是，虽然教育实现了数量、规模上的大跃进，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教育的品质——包括教育质量、教育公平等等——为代价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慢慢恢复。当然，对教育的损害不仅仅来自于经济，也来自于官场。教育行政化和教育产业化，这两股力量造成了对学校教育品质的伤害。 经济观察报：今天的学校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官场。 杨东平：今天的学校，同时运行着三种不同的机制和规则：官场的、市场的和教育的。 经济观察报：权力和金钱结盟了。 杨东平：“择校生”、“择校费”制度，明确地把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制度化、合法化，可以用金钱来交换教育机会。我相信古今中外都没有这样的先例。这在过去是为人所不耻的，择校收费在90年代初是偷偷摸摸，不能上台面的。后来就认为，既然有这个需求，“愿打愿挨”，所谓的市场规则，还不如让它存在，干脆把它合法化。首先从高中收“择校费”开始。理论上义务教育阶段是禁止择校的，因为连学杂费都免了，怎么还能高额收费。但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名校普遍地在收 “择校生”；而且因为没有规范，更加肆无忌惮，如北京市小学的择校费要高于高中。对这样大面积出现的违反《义务教育法》的行为，这样大规模、赤裸裸的钱学交易，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是非常可悲的。2008年媒体揭露的一例，北京市中关村三小收取择校费过亿元！难道民办学校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公办学校就可以公开的大规模的赤裸裸的以盈利为目的吗？！ 政府行为本身一定要公正 经济观察报：你为什么把2003年以来称为教育的第四阶段？ 杨东平：因为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这样新的概念，国家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重大转变。很多人或许会认为 “以人为本”仅仅是一个口号，实际是非常深刻的，教育领域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个概念的价值。 从50年代开始，我们的教育奉行的是国家功利主义价值，也就是说，国家目标至上，个人是不重要的，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因此个人的兴趣、动机、爱好等等都可以改变或牺牲。今天我们认识到，教育具有两种不同的功能，一方面，教育对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未来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教育与每一个儿童、每一个家庭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一个关乎民生事业。所以，我们既要举办能够兴国的教育，也要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体现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功能和价值。 另外，“以人为本”在教育过程中，不仅应体现为“以学生为本”，而且应当是“以每一个学生为本”，所谓“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的学生”。不能只关注优秀生、尖子生。教育需要人性化和个性化，每一个儿童都需要不同的对待。因此，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对现行学校教育而言，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是要构建一种全新的教育。 经济观察报：这样一种教育理念，需要制度来支撑。在现实的层面上，基础教育领域的诸多问题，如择校热、应试教育等，很多人认为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杨东平：我不这么认为。虽然这一问题从50年代就出现，到今天也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愈演愈烈，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完全有解的。择校热、应试教育等问题，主要是等级化学校制度造成的后果。50年代中国工业化初期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实行义务教育，国家集中力量办好一小批重点学校，基础教育的功能就是为上一级学校输送拔尖人才，当时中小学工作方针就是这样说的，非常明确。这完全不是全民教育、义务教育的理念。其结果是把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初中升高中的考试都变成了“小高考”。1986年实行义务教育制度以后，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彻底消失了，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举办的面向每一个儿童的，是强迫的、义务的。重点学校制度在理论上已经不具有合法性，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国家教委多次重申过取消重点学校。但我们今天的现实是大家仍然在变本加厉地维系这一制度，只是换了一个名字，叫示范学校、实验学校等等。正是这种少数“优质学校”与大多数普通学校甚至薄弱学校并存的格局，造成了家长不得不择校的刚性结构和“倒逼机制”。 其实，实现义务教育的正常化有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办法，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难。首先是学校硬件资源的均衡，第二步就是均衡教师的资源。通过教师流动制度，促进学校之间的均衡发展，这也是日本、韩国的经验，我国沈阳等城市也有成功的实践。很多地方政府之所以不作为，是因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群体，名校当然不愿意丧失自己的垄断地位；而这些名校不仅是政府的形象窗口，而且是政府和权势阶层享受 “优质教育”的“近水楼台”。这是择校问题难以解决的关键。 经济观察报：靠特殊政策形成的的名校，是不受人尊重的。政府行为本身一定要公正。 杨东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在北京最难实现，可能是最后实现的，就是因为北京的上层建筑特别庞大，特权特别严重，这种利益格局的改变也最难。许多权势部门通过与学校“共建”的方式维系这一特权，严重侵犯了教育的平等价值，很多人对此至今熟视无睹。如果要改的话，必须痛下决心，伤筋动骨。 构建新型的政校关系 经济观察报：我们认为，这一轮教育改革，首先改变教育部办学的思路，构建新型的政校关系。现在是把学校作为政府的行政下属，所以形成的格局是“教育部办大学，教育局办中小学”。 杨东平：这是典型的教育行政化现象。教育部必须转变职能，最核心就是下放教育权力，没有一个国家的教育部能够直接办七十几所大学！要教育家办学，而不是教育部办学。我们已经确立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实行的却是前现代化的管理体制，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经济观察报：怎么构建现代化的管理体系？怎么进行制度变革？ 杨东平：这种变革说起来也不复杂，各国有很多先例，大学和政府之间构建法律框架下的委托管理关系，教育部通过制订标准、政策、拨款实现对大学的管理。改变政府直接办学有两个核心环节：第一，建立新型的大学拨款机制，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之类的中介组织对大学进行绩效评价、审核预算，通过下一个年度的拨款，而不是以行政化的方式，由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给你拨付。第二是大学校长遴选机制，大学校长不应该按党政干部管理模式由上级部门考察任命，应该由一个独立的遴选委员会面向社会进行遴选，报教育部批准。 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高校改革的主要特点就是政府放权、大学自治，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所谓的“高等教育市场化”。在国外“市场化”的概念仅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基础教育的改革是提“民主化”或者“自由化”，核心内容也是更大程度地扩大学校的自主权，鼓励教育家办学，提高学校的活力、质量、丰富性，满足不同的教育需求。 经济观察报：其实世界上有现成的制度和经验可循，应该“取法乎上”。 杨东平：许多理念和制度都是现成的，要解决的是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的问题。“现代企业制度”以前也被认为洪水猛兽，现在已经成为基本常识。但“现代大学制度”还没有被完全接受和认可，很多人不知所云。现代大学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一样，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没有水土不服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关键是解放思想，打破传统的思想禁锢。 杨东平：教育的“软件”需要更新，升级换代。目前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的表达，都是在50年代计划体制、阶级斗争环境下形成的，已经不适合今天社会发展的需要。如“培养劳动者和建设者”的说法，把教育视为单纯的人力资源的开发，忽视了人格养成和人的发展。“接班人”的概念是毛泽东1964年在“防修反修”中提出来的。我们现在实行的义务教育是全民教育，不分阶级、种族、信仰、社会地位等等，一视同仁，必须使用更加现代的概念。基础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现代社会的公民。 经济观察报：教育改革是非常繁重的系统改革，这次教育改革依然是任重道远。 杨东平：作为一个学者，我希望让问题浮出水面，成为公众议题，一个一个去推动实现。教育改革确实是很难的，没有什么一抓就灵的妙方，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首先是需要解放思想，树立新的教育哲学、教育理想，树立新的目标；然后渐近地和建设性地去做，在实践中探索解决各种具体问题。例如，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走出一条新路，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包办昂贵的高等教育，必须更大程度地利用市场机制，可考虑将一部分公办高校转制，转为股份制或其他形式。如果允许每个省拿一所高校进行试点，全国就有30个试点，就很可观了，待摸索出有效的经验后再进行总结、推广。总之要破解，要迈出这一步，要允许改革、允许试点。 现在回头来看，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所提出的大多数目标和任务都是正确的，当年对教育的批评，今天仍然适用；当年提出的改革目标，许多仍然是今天需要解决和面对的。在这个历史关口，我们需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重温和继承80年代的改革精神，推进以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实质性的教育改革，做出超越前人的新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