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马国川 中国的教育改革被延误的太久了 经济观察报：最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作为一个长期研究教育问题的学者，你一定很关注这个问题。 杨东平：非常关注。我特别注意到，教育部在征求意见的公告里，开列了36个问题“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建言献策”，“教育体制改革”也在其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教育上诸多问题都与教育体制改革滞后有密切关系。 我把1978年以来中国的教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到80年代初期，主要是恢复重建；第二阶段1985年到1989年，全面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第三阶段是90年代初到2002年左右，所谓“教育产业化”的时期；从2003年至今可以看作第四阶段，在新的发展观的背景下，开始重新调整教育路线。 经济观察报：恢复重建阶段也就是拨乱反正。 杨东平：大多数公众不了解，或者没有意识到，70年代末那场拨乱反正，在教育领域却是半途而废，或者说只完成了一半。完成了哪一半呢？恢复了一个常识，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教育。这是必须的；但是，如何发展教育？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澎湃的背景下，怎么来构建新的教育体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产生新思维，而是采取了简单的回到50年代的办法。 经济观察报：就是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办教育的老模式上去了。 杨东平：对，这是教育领域和经济领域最大的区别。经济领域抵制、抛弃了“回到50年代”的选择，逐步以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而教育却不假思索地重新回到50年代的计划体制、苏联模式上去。今天教育领域的大多数问题在50年代已经存在了，这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 经济观察报：像应试教育问题，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严厉批评过。 杨东平：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发生了巨大变革，而教育领域没有根本改变。这是根源，导致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什么是好的教育？怎么举办一个能够兴国的、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是一个挑战，并不是说只要尊重教育，加大投入，问题就解决了。今天世界各国对教育的重视，与其说体现在教育投入上，不如说体现在教育改革上。 经济观察报：在这个意义上，教育的竞争成为一场教育改革的竞争。 杨东平：所以美国历任总统无不重视教育改革，韩国大选打的都是教育牌，总统候选人提出一整套的教育改革方案。很多国家对教育改革的重视程度，是中国难以想象的。中国的教育改革被延误的太久了。教育、医疗、住房被称为“新的三座大山”，医改、房改都早已开展了，但是教改直到最近才刚刚启动，总算提到了议事日程。 到了重申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的时候了 经济观察报：1983年邓小平就提出三个面向——“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杨东平：中国当代真正的教育改革从1985年开始，这一年中共中央发布了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教育现代化的任务。 这是教育现代化的纲领，但是究竟怎么做，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方案。关于《决定》出台的过程，去年胡启立写了一篇文章，详细记述了起草过程。80年代末，中央开始制订第二个教育改革方案。1989年4月初，胡耀邦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突发疾病，就是讨论这个文件。可惜的是，后来因为形势巨变，第二个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搁浅。 经济观察报：还真不知道有这个决定。 杨东平：现在回顾1980年代的教育改革，至少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就是经济、科技、教育改革同步推进。这与当时关于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的启蒙直接相关，《第三次浪潮》成为朝野共读的改革教科书。也正是在那时，确立了“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1984年和1985年，中共中央连续颁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到了1986年以后，还加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经、科、政、教同步推进，并驾齐驱。 经济观察报：八十年代教育体制改革，究竟做了哪些事情？今天回头看它还留下了什么？ 杨东平：80年代教育体制改革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正确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完成，也有一些当时实现了，后来又往后退了。有几个比较大的事：第一，确定了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的制度。第二，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由各个地方政府管理。简政放权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后来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层层下放，逐渐变成以乡镇为主的管理制度，造成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困境。第三，教育部的职能转换，将教育部改为具有更强综合统筹功能的 “国家教育委员会”。当时已经认识到，教育不仅仅是学历教育、学校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部的事情，需要包括人事部、劳动部、科技部等各个部门共同努力，要加强教育行政部门综合统筹的能力。 经济观察报：成了“大教育部”，而且是由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家教委主任。 杨东平：但是到1998年的时候，又重新恢复了教育部，没有任何解释。从教育管理角度讲是一个倒退，丧失了曾经有过的功能。今天这一轮教育改革，教育行政部门综合统筹职能还要扩大，还应该搞“大教育部”。 80年代教育体制改革最最生动、最有声有色的，是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当时高等学校的改革是非常深刻的，明确地提出了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实行校长负责制。 经济观察报：最终还是要依靠教育家办学。 杨东平：当时没有提出教育家办学，但校长负责制的理念已经有了，党政分开，校长对学校负责，聘请合适的人来当大学的校长，而不是“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当时有100多所学校成为大学校长负责制试点，涌现出了一批教育家，像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华中理工学院的朱九思、深圳大学的罗征启等。 经济观察报：1998年制订的 《高等教育法》，把“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用立法的方式固定下来了。 杨东平：开始是不再扩大新的校长负责制试点，后来就说不再试点。1998年《高等教育法》立法过程中，对此争议很大，三审才通过。不少人不同意改变校长负责制，因为它是现代大学治理的基本制度。事实上，无论1949年之前在解放区、根据地的高校，还是50年代初，实行的都是这一制度。1956年5月，高教部颁发试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仍规定大学实行校、院长负责制，校、院长领导学校的全部工作，代表学校处理一切问题。1956年底，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这一制度才发生变化。现在到了重申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的时候了。 经济观察报：在80年代的教育改革中，似乎有意淡化学校的行政级别。 杨东平：当时所有高校都是局级，不管是清华、北大，还是地方的高校。就是为了淡化，淡化是为了取消。可是90年代之后，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停滞，官本位、行政化的价值回潮，近年来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重新强化高校的行政级别，现在竟然有39所所谓的“副部级大学”！所以在高校管理体系的维度上，现在比80年代大大后退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