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伯苓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他在青年时期，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立志兴办教育，用爱国精神和科学知识教育青年，以达到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目的。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历尽艰辛，刻苦奋斗，颠扑躅蹶，矢志不渝。他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一步一步办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家世生平 张伯苓，名寿春，宇伯苓。1876年4月5日生于天津。其祖父张虔，为国学生，因屡试不第，致疯狂病逝，年仅三十八岁。其父张云藻，为独生子，且兼继承五门，不以科举功名为重，酷爱音乐，醉心骑射，访求名师，弹拉吹打，无一不精，尤擅长琵琶，天津人称之为“琵琶张”。 张伯苓六岁时入私塾读书。白天在义学里念《三字经》、《千字文》，放学回家后，其父再辅以教导和讲解，督促甚严。在这种义学中使张伯苓接触了更多的贫家子弟。 1891年，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 北洋水师学堂是洋务代表人物、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培植北洋海军人才而建立的。学堂总办是船政大臣吴虞成，总教习是近代启蒙思想家、主张变法维新的严复。教习多半是留英学生。用的是洋文，念的是洋书。总之，到这里来上学，叫做上洋学。清政府为吸引学生，不但学费全免，还管吃管住，这对家境日趋贫困的张伯苓确有很大的吸引力。 张伯苓在水师学堂如饥似渴地学习近代科学知识，大开眼界。他是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严复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 按《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驾驶班学生在学堂习完四年毕业，派上练船学习船艺一年，送原学堂再习三月，然后拨人枪炮练船，再学三月。考核及格，派归兵船差遣补用。” 1894年，张伯苓等十八名同学完成堂课，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时值朝鲜东学党之变，清政府出兵平乱，日本也趁机出兵寻衅，遂引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既起，清政府的海陆军被击溃，于是急调北洋水师增援。张伯苓随北洋水师舰队参加了这一历史性战役。9月17日，日本海军中将伊东佑享率领联合舰队袭击北洋水师，在波涛汹涌的黄海海面上发生了一场大海战。双方激战五个多小时，互有损伤。张伯苓又随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海军基地。1895年1月，日本组成山东作战军，海陆两路夹击威海卫，丁汝昌等将士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2月12日敌军占据刘公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张伯苓随北洋水师舰队开始参战时，第一艘兵船才出海，就被日舰击沉。张伯苓含泪饮恨与众人返师归来。这是张伯苓的爱国热忱受到的第一次沉重的打击。 1897年，承甲午败绩，国事日颓，英、德、法、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染指，妄图瓜分中国。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关于结束中日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俄、法、德三国以迫使日本交还辽东半岛有功向中国索取报酬，德国租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法国租占了广州湾，而英国强租九龙与威海卫。帝国主义强盗的协议既成，清廷乃派大员乘通济舰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舰前往。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青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张伯苓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接收和转让仪式，亲自尝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气愤填膺，五内俱裂。他从威海卫归来之后，认为海军报国无望，决定退役。 甲午之战是中国大失败的开始。海军军舰全军覆没，这次大失败的教训，激励了张伯苓的志气，坚定了他一生的爱国热忱。当时科举虽还未废， 而要求变法维新以求富强，已成为一般有志青年的愿望。张伯苓决心创办新式教育。适值天津名绅严范孙倡办新学，1898年乃延聘张伯苓主持严氏家塾。张伯苓结识严范孙，对其后来南开一系列事业的创立与发展影响很大。 张伯苓在严馆执教时期除教授学生学习英文、数学和理化外，并提倡体育。那时没有体育设施，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上面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杆，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这在当时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见之举。 1901年，即义和团运动的次年，天津邑绅王奎章也聘请张伯苓教其于侄，是谓“王馆”。 张伯苓在严、王两馆，循环往复，诲人不倦。两馆教法大体相同，只是附读学生逐年增多，设备及教法都还不完备。 1903年，张伯苓有感于日本蕞尔小邦，居然胜中国，挫强俄，一跃跻身于世界列强，必有所以致此之道，不可不往一观。在严修、王奎章的大力支持下，张伯苓乘暑假航海东渡，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盛况，领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及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启发。 1904年 5月，张伯苓和严修二渡扶桑，经过四个月的细心考察后回国，决定成立中学。遂将严、王两馆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堂”。从此他结束了家塾先生的生涯，成为学堂的学监，开始一展他的宏愿。 张伯苓自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以来，到1917年学生已满千人，中学基础日臻巩固，教育设施逐渐完善。每看到各届毕业生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他觉得应该向大多数学生提供继续升学的机会。社会的需要，使他认识到：“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于是他决心赴美学习和考察。 1918年，适逢严修与范静生也赴美，张伯苓乃与严、范遍游美国各地，考察了许多私立大学的组织和实施。12月，张伯苓与严修游美归国。不久便积极筹募经费，并获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绅之助，开始筹划创办南开大学。1919年春，在中学南端空地建大学教室，当年秋季落成。 1919年9月5、6日，举行大学新生人学考试，25日正式上课。 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就建立了理科。那时北京、上海开创许多私立大学，都是只办文、法、史、地、国学等文、法科，教师抱的是线装书去上课，而张伯苓专请留美多年的凌冰博士为大学部主任，除开设文科外，还设理科和商科，后来改称文、理、商三个学院。这在当时也是十分难得的。 南开大学的兴办和发展，对张伯苓来说，并不意味着兴办教育的终结。建立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才是他兴办教育的宏伟大略。 张伯苓于1923年建立了南开女中。接着在1928年，张伯苓又兴致勃勃地在女生校舍对面建筑小学校舍，设立了小学部。 为开展学术研究和造就高层次人才，张伯苓在兴建和完善女中和小学之后，又分别于1927年和1932年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张伯苓既以办学为救国的手段，故早就不以在天津创办学校为满足。1931年以后，日本军阀在华北屡生事端，他看到两国终不免一战，而天津定首当其冲。及至1935年，华北局势日益危急。张伯苓深为忧虑。1935年，他亲赴重庆考察后，决心在重庆建立南开中学。1936年夏，校舍落成，定名“南渝中学”。并于当年九月开学。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共两党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 1938年，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压力下，在汉口成立了国民党参政会。蒋介石为了装璜门面，拉拢在南方有一定声望的张一麟和在北方颇有影响的张伯苓担任参政会的副议长。 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组，约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 1948年7月，张伯苓到南京后，目睹国民党政府，政治黑暗腐败，心情很不愉快。年末，他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离开了南京考试院，回到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的老寓所，终日深居简出。 解放前夕，蒋介石三番两次到沙坪坝津南村，要求他离开重庆，去台湾或去美国，后来蒋氏又派蒋经国和张群来劝行，他都婉言谢绝了。1949年，他毅然留在重庆迎接解放。解放后，他衷心地称赞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及其内外政策。1951年2月23日因病谢世，享年76岁。在他的遗嘱中，对国家民族无限光明前景充满信心，勉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务共努力”，“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 张伯苓作为在他生活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其晚年，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张伯苓毕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爱国教育家。他从一生办学，饱经沧桑的切身经历中，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真正教育家的高风亮节。张怕苓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创业南开，功在国家，为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育人才，检验教育工作的得失成败，说到底，要看是否培养出一批“出类拔萃，智慧超群”的人才队伍。 张伯苓创办南开系列学校，担任校长四十余年。在南开园这块民主与科学的土壤中培养了不少杰出的人才，从举世钦敬的革命伟人到蜚声中外的科学巨子，从读书万卷的文苑大师到为国争光的体坛虎将，他们都是从南开园破土而出，茁壮成长。他的教育思想对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是有一定影响的。 张伯苓的人才教育信条是兼顾德、智、体三个方面，且德育、智育、体育观都有其独到的见解。 (一)张伯苓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德育教育，视“德育为万事之本”。他认为，“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智育教育，而应特别着手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在他看来，德育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内容，积极的人生观、事业心、意志、社会公德、正直、善良、无私等多种素质，都是衡量一个人品格的重要尺度。他的德育之首乃是爱国主义教育。他认为，最大的公德就是爱国，学生要成为有用之才，必须“有爱国之心兼有爱国之力。” 张伯苓是个热忱的爱国主义者。1905年日俄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东三省事宜条约”，独霸东北权益。为了调查日本的侵略活动，1927年4月张伯苓曾亲赴东北考察，并成立东北研究会，把揭露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作为一个主要课题。“九·一八”事变后，张伯苓出于爱国义愤，根据东三省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人文地理状况编写了一本教材《东三省地理》，作为高年级的必修课，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张伯苓的独创，是对帝国主义的挑战！此外，他还经常以亲身经历向学生讲述清政府的腐败，民族危机的严重，举行各种“国耻”纪念活动，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他对学生的人格教育要求很严格。他认为：“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他把人格的培养归纳为五个方面：(1)立志，(2)敦品，(3)勤勉，(4)虚心，(5)诚意。他亲自抓这方面的教育工作。每逢周三的“修身课”，总是邀请校外专家名流，或者自己对学生作深入浅出、引人人胜的讲授，宣传为人作事和处世治学之道。他曾不厌其烦地带着一把筷子登上讲台，向同学们做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百折不断的演示，说明“分则弱，合则强”的道理。从而强调团结可以拯救危难中的中华民族之真谛。他的这些爱国主义教育，言简意赅，在许多年轻人的灵魂深处，星火般地撒下救国图强的种子。 为了培养学生的文明行为，张伯苓专门在校门的一侧，设立一面整容镜。镜子上刻着严修书写的：“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使学生出人校门有所儆戒。 为了禁止学生吸烟，他曾带头折断自己的烟杆，并当众销毁所存的吕宋烟，终其一生不再吸烟。他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博得广大师生的尊敬，这种榜样的作用在德育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 (二)张伯苓一向重视学生的智力发展。他是大胆的革新者，早在1904年教家馆时，就敢于冲破封建教育束缚。他不宣传封建教义的四书五经，而致力于提倡科学，宣传西方文化，开设“算术”。“自然科学”、“英语”、“体育”等课程。 注重教学质量是其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南开一向以教学严格认真著称，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不论是中学或大学都是由最好的教师开基础课。重视实验操作，学生从中学就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 他认为人才应具备德、识、才、学诸多品质。一个人的才干、见识、智谋和胆略应该是多方面的。智育不能单纯地被看作是传授知识，不能把德、智、体看作是德、知、体。他对智力教育的看法就在于他不以书本教育为满足不赞成读书死记硬背，而认为教育不能与社会脱节，求学应与实际生活相联系。他认为教学质量的提高，不只是增加知识的份量和难度，要扩大知识面，活跃思维，为受教育者创造多种活动的条件。他说：“吾国学生之最大缺点，即平日除获得书本知识外，鲜谙社会真正的状况，故一旦出校执业，常觉与社会隔开，诸事束手。”这是颇有远见的。基于这种认识，他常常要求学生多接触社会实际，深人社会调查访问，进行社会考察，提倡学以致用。为了使学生了解社会情况，1926年他还特地开设“社会视察”课，定为高中必修课。每周由教师引导学生到天津及各地参观工厂、商业、司法、教育、交通、救济、新闻、卫生等机关，并通过座谈讨论，写出考察报告。张伯苓先生认为这才是念活书，对学生大有益处。1928年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还提出了“土货化”方案，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突出强调结合中国实际，研究中国国情，主张结合课堂学的知识，组织学生参观、实习。例如，在讲到社会保险时，去参观社会保险公司的业务；讲到电学时，去参观发电厂；讲到采矿时，参观开滦煤矿马家沟矿井等。 他还积极主张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组织各种社团，以锻炼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如：成立各种学术研究会、讲演会、出版刊物、成立剧团、体育队等。他认为从这里得来的学问，不比书本上的少。很多学生确是通过各项社会活动，对许多现实问题，如：劳工、物价、住宅、工商机构、行政组织等问题获得基本概念，认清事物本质，受到社会启蒙，进而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张伯苓办教育不只是向学生输送知识，而着眼于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本领，立足于把学校当成培养社会需要实干、能干的人才来办的。 (三)发展体育，增强国民的体质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多次谈到：教育的目的是救国，即以教育来改造中国，但中心是“改造她的道德，改造她的知识，改造她的体魄。” 张伯苓认为国民体质衰弱、精神不振、工作效率低，是因为国人不重视体育。1929年，他在美国考察教育时，看到本校矿科的毕业学生，原来在校读书时身体还是很强壮的，但后来在美国福特汽车厂做工，身体和工作效率都比不上外国人。当时，他就认为这不仅是某一个人身体不健壮的问题，而是国民体弱一代一代相传下来的结果。他说，过去一提国家强盛，就联想到军队的多寡、军火武器的优劣。其实，国家的强弱，至关重要的是人的体质。他根据多年的观察，认为“在德、智、体三育之中，我国人最差的是体育”，“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主张“强我种族，体育为先”。因此，他对学生的体育锻炼，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大声疾呼：“南开学生的体质，决不能象现在一般人那样虚弱，要健壮起来”。1946年冬，张伯苓由美返国，对发展体育事业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认为：“教育如果没有体育，教育就不完全”、“不懂得体育的人，不宜当校长”。① 为了强身，张伯革十分注意体育教育的普及，在学校的各年级均设体育课，每周两小时。 由于各项体育运动的普及和发展，校内涌现出不少优秀的运动选手和实力雄厚的运动代表队。他们多次在天津、北京、华北及全国各地甚至远东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张伯苓本人就酷爱足球运动，他有时亲自带领学生踢足球或参加比赛。1935年以南开队主力队员和著名的北宁队组成的中北足球队，在参加“爱罗鼎杯”比赛中，连续挫败在天津的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队等，获得冠军，成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战胜洋人而夺标的足球队。张伯苓高兴地宴请了全体队员，席间，他激动地说：西洋人嘲笑我们是“一盘散沙”，做事是“五分钟热度”，事实是最好的反证。足球比赛是一种团结合作性很强的运动，全队必须团结一致，顽强奋战，才能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以此来克服“一盘散沙”，不失为一副良剂。足球比赛的时间长，紧张而激烈，必须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如以此作为服务于社会的准绳，就不会被人嘲笑我们是“五分钟热度”了。 张伯苓一生提倡体育不遗余力。他始终把学生的健康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这个思想的确立，不仅仅是出于为改变当时广大青少年由于享受不到真正的体育权利，健康状况极为低下的局面，更是基于他对体育在培养全面发展人材的教育中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从张伯苓的办学思想及他对德、智、体三育的躬行实践来看，他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能为社会出力、做事的实干家，而不是崇尚书本，出校执业束手无策的书呆子。我们社会主义教育要培养的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全面发展的人，在这一共同的教育宗旨上，研究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是不无稗益的。 张伯苓在学校管理方面的真知灼见及其卓越的贡献是闻名中外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艰苦创业 廉洁奉公 在旧中国，南开作为私立学校，办学的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它不同于国立学校，也不同于教会学校，一切经费来源都有赖于私人捐赠。从经费筹措、校址选择、校舍兴建、设备购置，无一不经过张伯苓的精心筹划，特别是在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时代，办学经费竭厥，处境十分困难。特别是在筹办大学时，屡遭挫折，学校有时因经费无着，不得不暂时停课。张伯革惨淡经营，本着与人为善。爱人以德的精神，周旋于军、政、官、商各界人士之间，使南开不但维持下来，并且逐年都有发展。尽管他在筹措经费上时遭碰壁，但从不灰心。曾自喻“不倒翁”，谓“非不倒也；倒后能复起也”。他还时常说：“人生当如拉马车之马，左右两眼被蒙着，只许往前走，而前面又是走不完的路！……四十多年以来，我好象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作片刻停。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八里台笼罩在愁云惨雾中，甚至每个小树好象在向我哭，我也还咬紧牙关未停一步。一块石头只须不断地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愈滚愈圆，路也愈走愈宽的。”②这番话反映了他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形象地描述出他内心的矛盾和苦恼。 张伯苓一生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凡属公款、公物一丝不取。南开的经费完全公开，每年的帐目都放在图书馆里，欢迎师生查看。 他不辞辛苦为学校兴建校舍种花植木，把荒僻的八里台，打扮成天津郊外的风景区。兴建舒适合用的半西式房屋作为教职员的住宅，但却没有计划用学校的经费替自己建一所“校长公寓”，而是住在毗郊贫民住宅区，被人称之为“贫民窟”。小院方丈，仅有简陋的坐北朝南平房数间，左侧靠大门处，加盖一排厅房，右侧加盖两间厢房，勉强凑成一个三合院。室内外清洁整齐，陈设十分简朴。 张学良到天津拜访张伯苓时，他所乘的汽车和随从，在张伯苓住宅附近的一条泥巴路面上转来转去，却找不到张伯苓家的住处。原来张学良久仰南开校长的声望，怎么也想不到那仅有两扇小门 的小院子，便是张伯亭的“公馆”。 张伯苓出门，起初学校还备有“洋车”，俾便外出洽谈、办事，但他不主张专用，任何同仁均可使用。每次公干到北平，住在前门外施家胡同“北京旅馆”。店费每日一元，他每次都带上一盒臭虫药，一包茶叶。北京旅馆的臭虫很多，臭虫药是必需的防护用品，这一包茶叶就算是他唯一的奢侈品了。 有一次，张伯苓在北京开会是从旅馆步行去的。散会时大门口的警卫人员问每个人的汽车号码，张伯苓被问及汽车号码时，便随口答道：“十一号”，警卫人员追寻，找不到“十一号”车，他笑着说：“我是两条腿的十一号”。一时被人们传为美谈。 张伯苓为创办南开学校，长达半个世纪，筹款何止千万，但他把自己的工薪降到比一般教授还低的水平，一生过着俭朴的生活。他去世后，其夫人即过着较清苦的生活。周总理有鉴于此，曾送她五百元人民币。这在贪污成风、贿赂盛行的旧中国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二)善用贤能 知人善任 张伯苓办学之所以卓有成就，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坚强意志和实干苦干精神，而更重要是他尊重人才，知人善任。他深知提高教育质量，第一要依靠学术上造诣深的优秀教师；第二要依靠擅长管理工作的行政人员。任何领导都不能把各种才能集于一身，关键在于善用贤能。张伯苓与同事之间没有狭隘的帮派观念，能倾听别人意见，发挥各人所长，做到一视同仁，量才录用。他经常和同事们一起餐叙，在和谐愉快的气氛中，商谈校务，交换意见。在他身边有一批忠于职守的人员，其中服务最久、最有名望的，即所谓“四大金刚”：伉乃如，华午晴，孟琴襄，喻传鉴四位先生。他们都年富力强，又是精通本职业务的行家里手。他们在南开不计较待遇，不计名位，矢慎矢勤，兢兢业业，终生为南开服务，其原因就是张伯苓能“知”他们，“用”他们，“信”他们，以“国士”对待他们。 选拔师资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张伯苓聘请教师均经严谨选择。首重品德，次论学识，做到适才适所，视南开各课之所需，礼聘那些最著名的杰出人才。他认为办好学校在于执教者的真才实学和对教育事业忠贞不渝的献身精神。他用自己火一般的热情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与他志同道合的专家、学者来南开执教。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才华横溢、奋发有为，抱教育与科学救国志愿的仁人志士。他们对张伯苓的理想和事业坚信不渝，因此能为南开作出自己的贡献。 南开是一所私立学校，教师的薪金不如其他国立大学，也不如外国教会补助的学校。当时南开聘请教师，要与清华。北大、燕京等大学竞争，如何以较低的薪金，维持高水平的师资，确是一门很大的学问。那时，许多知名教授，不计报酬，任劳任怨，一辈子为南开服务，这不能不说是张伯苓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1929年夏，杨石先获得出国攻读博土学位的机会。张伯苓为了他的深造，不惜用美国罗氏基金团的资金，资助他出国进修。1931年，杨石先取得了博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德国著名化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维兰德教授邀请他留下任研究员，经张伯苓的吁请，他放弃了国外优越的条件，重返南开教席。象杨石先这样一批出类拔萃的知名学者，宁可在一所私立学校领取较低的薪金和适应较差的工作条件，却能全心全意地在南开服务，这与张伯苓的善用贤能是分不开的。 张伯苓一生对人对事，都放在明处，这是一个教育家特有的品格。他常说：“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也都有短处，世间没有十全十美之人，我们使用人才，要尽量使其发挥所长，避其所短，在他长处得到发挥时，短处就会退缩不显了。如果我们处处吹毛求疵，世间将无可用之人了。”张伯苓的用人，曾受到不少人的推崇。 (三)重视校风建设 校风是一个学校特有的精神风貌。张伯苓十分重视校风的建设，从多方面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和情操。张伯苓对他早期提出的矫“五病。，树新风思想和三十年代以后提出的“公能”校训的关系作了如下的阐述：“唯‘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唯‘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此五项基本训练，以‘公能’校训为指导原则。而‘公能’校训，必赖此舞项基本训练，方能实现。分之，为五项训练，合之，则为‘公能’二义。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 1934年，张伯苓在南开创办三十周年校庆纪念会上正式宣布“公”、“能”为南开校训。张伯苓提倡“公能”教育，一方面是培养青年“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则是训练青年“文武双全”、“智勇兼备”，为国效劳的能力。 什么是“公”和“能”呢？他解释说：“公”便是无私无我，“能”便是实干苦干。在一次周会上，他讲南开精神——“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时说：“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作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具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并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他又说：“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还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③ 张伯苓所提倡的“能”，包括的内容很丰富。如智能、体能、技能、才能等都是属于“能”的范畴。他认为知识淡薄是智能不如人；身体衰弱是体能不如人；拙嘴笨舌是口才不如人；遇事糊涂是判断是非能力不如人；处理事务滞效是工作能力不如人；一盘散沙是凝聚力不如人。南开教育就是要培养和训练学生具有为社会、国家所需要的各种“能”。 张伯苓时常鼓励学生要实干、苦干。这个“干”字，几乎成了南开语汇中最常用的字。张伯苓就是以这个‘’干”字为手段，达到训练学生获得各种“能”的目的。 张伯苓还经常告诫学生，很多事情只要努力去干，都会化无为有，化不能为能。他认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句话是消极的。他说：“有米，人人可作炊，何用巧妇！没有米，能想办法弄来米作成炊，才是巧妇。”他规劝学生要当“能作无米之炊的巧妇”。历史表明，他的“公”、“能”精神，实实在在地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南开青年学子。 ① 1946年12月23日上海《新闻报》。 ②《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第264页。 ③《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97页。 作者：郑致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