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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台大博士生一起上课 今天去听了中央研究院一位教授开给研究生的课（台大与中研院的学术往来非常频繁，许多中研院研究员在台大任教，台大每日有几趟校车往返于两处），课上人不多，主要是硕士研究生。 课程采用学生报告与教授组织讨论的方式，来自德国的黎同学负责今天的报告。他的汉语表达虽然流畅，但语音仍让大家听得有几分费解，所以今天三堂课的中心便放在学生与教授的讨论中了。 教授是一位注重经验材料重于理论的学者，今天讨论的内容是国家、税收与农民，虽然课程的名称限制在中国现当代，但他从汉朝的盐税一直谈到了21世纪的三农问题。教授在演讲的过程中旁征博引，举证充分而有力。素与本科生相处的我在见识到各位学长的深厚知识功底时，也不免心生佩服。 邱学长的理论功夫最强，托洛茨基的说法，香港托派的观点，毛泽东早期的阶级分析，日本、大陆、台湾学界的阶级概念的微观比较 ……都是我鲜有了解的内容。萧学长算是一个“大陆通”，《瑷珲条约》中的割地清单，大陆铁路的“五纵三横”以及所经城市，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作物种植，国民政府在江苏、浙江两地采用航空测绘的成本 ……包罗万象，与老师的讲解互为补充。大家的讨论热烈而有序，一个论点谈完，马上有人接过话题作进一步的补充延伸，问题更是层出不穷，教授只做适时的引导、补充与总结。三堂课下来，只有一颗高速运转的脑袋才能跟上节奏，吸收所有的信息。 作为一名本科交换学生，我在这堂课上扮演的主要是“提问者”和“部分信息补充者”的角色。教授研究大陆历史，虽然学识广博，但由于身处台湾，对少数的细节、尤其是大陆的现实状况未免难以悉数了解。台湾的同学更是面临着同样的信息隔阂。例如对统购统销过程中的“供应券”，台湾同学便倍感陌生；对文革时期的“生产建设兵团”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去的农场，教授也知之不详。这时候，我前两年所修的现当代史课程与阅读、访谈所获得的材料便勉强派上了用场。 在得知我的认识部分来自于学校的实践活动与课外访谈调查时，陈教授感慨台湾大学在培养学生社会实践方面的忽略。作为一名看重经验与一手材料的学者，他认为学生在社会中的亲身实践与思考能为社会问题的发现与反省带来新的力量，并能促成学生自身的成熟。他回忆道，台湾曾经有组织带领国中生参加实践，他还曾经羡慕过这些学生，但现在，因为这些活动组织不力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诟病，大学里也没有一种完整的组织来推进学生的实践。 但在我看来，台湾大学生对社会的关注更多地体现在他们自发组织的各种社团中。残障儿童保障协会、童癌童语协会、乡村服务社、大陆问题研究社、原住民研究协会、慈幼义光团、自然保育社、机车研究社 …… 各种公益、实践类社团分类很细，都有各自的具体实践对象，我所加入的“寻云手语社”也有部分优秀社员成为了2009台北听障奥运会的手语志愿者。粗略估计一下，在台大近200个学生社团中，实践、公益类社团的比重大概超过了一半。 在台大的课程设置中有一门叫做“服务学习”的必修课，每位学生在在校期间必须修读三次（三学期），听台大的师生介绍，这门课主要是由老师指导学生做一些公益类的活动，如帮助保洁员做一些环保卫生方面的工作，有时候还会去校外开展活动，总之是要做一些“对大家都好的事”。有思想史教授说，因为台湾没有经过大陆的“辛亥”、“五四”与“八年抗战”等一系列“洗礼”，所以保留了清朝的一些文化传统与道德。在他看来，这种道德包含了更多的质朴成分。若要深究清朝的传统民俗是否优越于现代道德标准的问题，恐怕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讨论清楚，但台湾的人情味确实受到了许多大陆学生的认可。 台湾人对大陆人、尤其是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并不十分了解。萧学长曾在杭州参加过两岸三地的学术论坛会，并曾在上海停留数日。而陈教授本人也已经多次到过大陆。但当他们听到大陆部分地区已经实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农民种地不仅免税还有补贴，国家为农村水利建设、路面硬化提供资金时，都感到十分的惊奇，最后只能感慨，大陆的变化比台湾更快，而“工业反哺农业”也正在逐步变成现实。 由于有了一位“冒昧者”的加入，课堂中的讨论不免添了许多新鲜感。让我欣慰的是，这种新鲜带给人的是轻松与愉快，而不是我原本担心的紧张和异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