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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以德”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命题，它是孔子在总结西周以来的“敬德保民”思想基础之上提出来的。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的德治思想是当时政治理论上的创新，这种理论经过孟子、荀子以及历代儒家传人的不断努力，其内容十分丰富，成了世界古代政治思想中最系统的、最进步的、最文明的政治思想体系。 一、以人为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哲学前提 孔子首创了人本主义的哲学体系，否定了传统的天命神学，把人从天帝、鬼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肯定人“惟万物之灵”，“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价值判断，把人作为关心和研究的对象。儒家认为，人惟万物之灵，人是宇宙中最宝贵的存在。《礼记·礼运》篇说：“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所谓“天地之德”者：“天以覆为德，地以载为德，人感‘覆’‘载’而生，是天地之德也。”天以覆盖万物为德，地以载负万物为德，人感应天地之德而生，因而具有天地的覆载之德。所谓“阴阳之交”者：“阴阳则天地也，据其气谓之阴阳，据其形谓之天地，独阳不生，独阴不成，二气相交乃生。”谓人秉父母之气而生也。所谓“鬼神之会”者：“鬼谓形体，神谓精灵。”即人是形体和灵魂的统一体。所谓“五行之秀气”者：“秀谓秀异，言人感五行秀异之气，故有仁义礼智信，是五行之秀气也。”说明宇宙万物和人都同由五行之气构成，但是，人所不同的是人所秉受的是五行之秀异之气，由此而异于宇宙的其他生物，而具有特殊的灵性。换言之，人是来于自然而高于自然的具有特殊灵性的社会存在。 儒家认为，人在宇宙中处于中心的、特殊的地位。《礼记·礼运》还说：“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所谓“天地之心”者：“天地高远在上，临下四方，人居其中央，动静应天地。天地有人，如人腹内有心，动静应人也。”即人在宇宙中处于中心地位。所谓“五行之端”：“端犹首也。万物悉由五行而生，而人最得其妙气，明仁义礼智信为五行之首也。”即人与万物的根本区别，有仁义礼智信之道德。“食味”指人食五行（食物由五行之元素构成）之味。“别声”指人能分别五音（宫、商、角、徵、羽）之声。“被色”指秉五行之色而生。味、声、色为五行最显著的特征，人秉受这三种特性而生，所以处于五行之首位。这一点进一步充分说明了人高于宇宙万物，是宇宙中最宝贵的社会存在。 “天地之性人为贵” 的人本思想，否定殷商以来的神本思想，这是中华民族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很大的飞跃，是很重要的理论上的创新。这一崭新的理论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神主宰世界命运的传统，确立人在宇宙和社会中的位置，从而开启了中华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 从以上的思想观点出发，对于国家的行政管理、经济管理以及文化管理的重心不是依靠“天命”和“神灵”而是要依靠人。人的价值得到了肯定之后，就应该研究人，认识人，要了解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把教育人和改造人作为执政者的重要任务。古人曾有言：“知人则哲”；《老子》也讲过：“知人者智”，说明认识人是一种高超的智慧，也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为了认识人，儒家的确下了很大的功夫，去研究人的本性，企图通过认识人的本性来认识人，所以出现了性相近、性善论、性恶论等等不同的人性论，其目的在于认识人，从而能更好地对人进行管理、控制与统治。不断地探索人的本性，是重视人的表现；对人的管理与统治建立在对人性的认识上，也是政治文明的表现。 二、民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 “人本”是对“神本”而言的，“民本”是对“官本”而言的。儒家在人本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民本的思想。所谓“民本”就是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推翻的。 《尚书·五子之歌》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社会真理；周武王借上天的口来阐明他的民本思想：“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西周著名的政治家周公说：“人无于水监，当以民监”，不但要把人民作为检验政绩的镜子，还要了解和关心民众的疾苦，“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依”，百姓内心和痛苦）”；“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 孟子的“仁政”理论也是以民本为基础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还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 在孟子看来，人民是宝贵的，不能忽视人民的利益和疾苦。孟子强调得民心的重要性，他说：“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矣。” 荀子引用古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儒家还强调：“国以民为，社稷为民而立” 。汉代著名思想家贾谊说：“闻之於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儒家政治思想最核心的价值。这一思想认定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在历史上凡是重视以民为本的统治者，他都获得了好的政绩，社会就会相对的平衡，社会矛盾就不那么尖锐，相反则会引起社会极大的动荡。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价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表现出它极大的进步性和人民性。虽然民本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它有着很大的社会历史意义。 三、“仁爱”是儒家德治的出发点 “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仁”在《论语》中出现了109次。《说文》解释：“仁，亲也，从人从二”。即“仁”是表示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范畴，人与之间的基本关系是“相爱”，而不是“相贼”“相害”；人与人之间是合作的关系，而不是利害冲突的关系，儒家的德治思想正是以此为出发点。 “仁”的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它的基本内涵是“爱人”。孔子的学生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时，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仁者，爱人。” “恻隐之心”即是同情心、怜爱心。孟子强调“仁”的内涵是“爱人”。孟子还把仁爱之心称之为“不忍人之心”。在《大学》的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之中的“明德”和“至善”，讲的是使人的天赋的善良的美德达到最完善的境界，讲的是“善”，它讲的是“仁爱”。 在《中庸》中不但用“诚”来代替“仁爱”、“善良”，还把“诚”这个范畴提高到了宇宙本体的高度。它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人的本性是善的。仁即善。 《周易》的乾坤之德亦是至善之德。“乾，元、亨、利、贞”。元，善也。亨，美也。利，利物也。贞，正也。天有善、美、利物、贞正之德。《彖辞》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谓大哉天德之善，万物赖之而始生。坤卦的《彖辞》也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谓至哉地德之善，万物赖之以生长。天地之德是至仁至善的，天无私而覆，地无私而载。乾卦《文言》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合也；贞者，事之干也”。即“元善”为“元、亨、利、贞”四德之首或统帅。“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君子实践了仁德，就能足以成为君长、成为管理者；“嘉会足以合礼”，君子有亨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君子利人（利物指利人）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有坚持正道之德足以办好事情。如果君子能实行“仁、礼、义、正”这四德，就合于天道了。坤卦的《彖辞》说：“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地之德施及于万物而没有边际。《象辞》还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善必有好报。仁爱和善良也是《周易》提倡的道德行为准则。 “博爱之谓仁” ，唐代韩愈如是说。儒家把“仁民爱物”，“民吾同胞，物吾与（朋友）也” 的“博爱”思想施之于政，则就主张“道（導）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这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治理国家的路线是完全不相同的。儒家强调治理国家的要领是“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 “礼者，敬也。”把仁爱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人本特征和人文精神的突出表现。对民众的统治方法是柔性的，先要教育而后罚之，提倡宽猛相济，反对以暴虐的手段对待民众的暴政或苛政，这是古代是最为文明的治理国家的手段。 四、道德教育是儒家德治的核心 儒家十分重视教育，其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完全的人格，高尚的品德，来担当爱人济世的使命，所以把德行一科，放在政治、语言、文学等科之首，但是在智育方面也没有轻视放松的倾向。” 儒家强调，建设国家，治理人民，要以“教学为先”，而教育应该把道德的教育放在首位，人的素质最核心的是人的道德素质，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是培养人的道德素质的关键。对人的教育首先应该教育人怎样做人，只有学会了怎样做人，才能有益于社会，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因此他的教育内容的核心也是“仁”，要把人培养成为有仁德的人，成为志士仁人。所以，孔子强调对人要用道德加以教化，要导之以德，使其学会怎样做人，进而成为“仁人”。学会怎样做人，是培养人，改造人和自我修养的根本问题。儒家强调首先要“己立”、“己达”、“成己”，要“明德”，要“止于至善”。这是“修身”“明德”的基本要求，也是结一个人自我价值肯定。只有“己立”才能“立人”，只有“己达”才能达人，只有“成己”才能“成物”。所以，孔子在教育实践中，把“德行、语言、政事、文学”这四科中的“德行”一科，放在教育的首位，当然也不忽视文化知识的教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即孔子用历代文献，社会生活实践，对待别人的忠心，与人交际的信实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教育学生。“文”是文化知识，“行、忠、信”都属于道德教育的范围。孔子的德教强调“据於德，依於仁” ，要培养人的高尚道德和仁爱之心，使人具有孝悌、忠恕、诚信、刚毅、勇敢、自强、进取、勤劳、节俭、谦逊等品德。 孔子还用“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来教育学生，《论语》中说的“游於艺”者指此。所谓“六艺”，指礼仪、音乐、射箭、驭车、书法、算术等方面的内容，它既包括了为人处世的教育，又包括了文化知识和实用技能的教育。孔子的三千弟子中，通晓六艺者，七十二人。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专用儒家的六部经典来教育学生，《六经》即：《礼》、《乐》、《书》《诗》、《易》、《春秋》，这六部经典又称为“六艺”。 《史记·滑稽列传》载：“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即孔子认为，这六部经典的教育功能是：《礼》用来调节人的言语和行为，所谓“立于礼”是也；《乐》用来抒发人的感情，使之达到和谐协调，所谓“成于乐”是也；《书》即是《尚书》，用来进行历史教育，使人们知晓历史；《诗》用来表达人们的善良思想感情，或者说《诗》以道和是也；《易》用来教导人们懂得并掌握事物变化的神秘莫测规律，或者说《易》以道阴阳是也；《春秋》用来教导人们通晓大义，或者说《春秋》以道名分是也。 《六艺》或《六经》虽然各自的内容有所不同，但都包含着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和社会技能的教育，其用以治世、管理国家的宗旨却是一致的。 儒家的德治的核心是通过道德教育使受教育者对社会的法律、社会伦理和家庭伦理都有自律性，自觉遵守社会的各种规范。儒家认为，要使社会成员遵守社会规范的基本道德是“孝悌”，有孝顺父母和敬爱兄长这样的德行，就能具有仁义之德了，有了仁义之德的人就能遵守社会法律的、道德的规范。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其为人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孟子也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有仁德的人必然能孝顺父母，有义德的人必然能忠于国君、忠于国家。儒家这种通过道德教育来培养成员的道德自律意识，使之自觉遵守社会规范的自律方法，比起通过他律的、强制的、暴力的手段来治理和统治人民要进步得多，这是对人的价值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人这种特殊的存在的尊重，也是人本思想引伸出来的必然结论。 五、儒家通过育人来育官，培养官德 一个社会的政治是否清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国家行政机构的官吏或官员的道德。官员廉政勤政，遵纪守法，关心大众的疾苦，社会就能清明与谐和；相反，官员贪污腐败，寡廉鲜耻，社会就“无道”而不稳定，所以在儒家的德治政治理论中十分重视官德的培养。 儒家认为，为政者的关键是要“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如果为政者自己身正，其所管辖下的各级管理人员以及民众就没有不正的。所谓“身正”就是指为政者的道德人格，它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勿从。”为政者自己“身正”，其人格影响力就能达及于下级和民众中去，他们就能够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而不需要命令他们去做什么，才去做什么；相反，为政者自己身不正，你下命令去强制他们做什么，他们也不会服从。孔子还说：“苟正其身矣，於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为政者自己身正，管理国家就没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都身不正，又有什么资格去教育别人、端正别人呢？所以孔子说，只要为政者自己身正了，就能象北极星那样众星拱护在它的周围，得到民众的拥护。孔子在《论语·为政》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朱熹注释说：“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象如此。程子曰：‘为政以德，然后无为’。范氏曰：‘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 按照朱熹的解释，“为政以德”就是无为而治。孔子也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论语·卫灵公》）这里说的“无为”是为政者的道德人格力，它与道家讲的“无为”是有很大不同的。为政者用他们的道德人格力来实施管理，发挥其人格的示范作用和榜样的功能，就像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样一种势态。就是说统治者、为政者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情操所形成的人格影响力，就象风一样所向披靡，无不折服。 在儒家看来，官德最基本的是“忠”和“孝”。古代“忠”的核心是“忠君”。当时的君就是国家，所谓“联即国家”。为此就要求各级官员要忠于国君、忠于自己的职责、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对工作要尽心尽责，为忠于国君愿意肝脑涂地等。“孝”是忠的基础，对父母尽孝，对君对国家尽忠。移孝以尽忠是历来的统治者推行德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尽孝尽忠就是要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黎民百姓的疾苦。“孝”是一切德行的基础，“孝”的核心是对父母的爱，对父母都不爱的人不可能去爱别人，也不可能爱集体和爱国家。把对父母的爱推广出去，就是儒家的“推恩原则”，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用仁爱的德治方法来治理社会，就能达到好的效果。 任何社会各级官吏都是国家机关的具体管理者，是管理的主体，黎民百姓是被管理者，是管理的客体。所以官员的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平十分重要。以德治官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十分重要的内容。 六、“富民”是儒家德治思想的最高价值 “富民”也是儒家德治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孔子不但主张对民要“教之”，还要“富之”。孔子强调要“利民”“惠民”，“养民”，说“所重民食” ，要“因民之利而利之” ，使百姓“足食” ；强调减轻赋税和徭役，反对重赋，使百姓富裕起来。 孟子强调“制民之产” ，使黎民百姓有衣穿有饭吃，衣食温饱，不受冻馁；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总而言之，要使百姓“不饥不寒” ，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 荀子不但主张“利民”、“裕民”、“富民”、还主张富国。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多欲的，国家的政策就是要满足人民的这种欲望。当然人的欲望不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要加以节制，但是必须要满足人的基本的需求和欲望。所以，他提倡利民和富民，他说：“不富无以养民情”，因此，执政者必须要在奉行“裕民”的政策。他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彼节用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治理），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还说：“轻田野之赋，平关市之征，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 在荀子看来，统治者必须要在裕民政策的指导下，发展生产，提倡节用；减轻赋税和徭役，这样民众才能富裕起来 作为儒家核心价值之一的富民思想，也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思想，他们的后继者也不断坚持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如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唐甄的富民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唐甄指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只有人民丰衣足食，生活富裕，国家的政权才能巩固。为此，唐甄认为，治国为政的根本任务，就是使人民富裕起来。他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 唐甄在探讨了历来造民众贫困原因之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富民的具体政策。首先，要使民富裕，国家必须以“富民”为宗旨。第二，要使民富有裕，必须“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 。第三，要使民富裕，还必须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唐甄适应社会的发展，提出了农商并重的主张，否定了传统的“农本商末”的经济思想，也否定了“古者言富，唯在五谷” 的片面认识。要使人民富裕起来，不只是要发展农业，还要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他说：“为政之道，必先田市” 。认为“养民之善政”，最首要的是要“勤农丰谷，土地不荒芜”，“桑肥棉茂，麻苧勃郁”，“山林多材，池沼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 。使农、林、牧、渔全面发展，才能保证人民丰衣足食的需要。第四，要使民富裕，还必须改革货币，废除银币，用铜钱取而代之。以“白银”作为货币弊病很多，因为白银是价值实体，不只是价值符号。改革货币利于商品流通。 富民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德治的人本性征，也是儒家德治思想的闪光点之一。儒家的富民思想有它永恒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七、儒家德治思想的最终目标是要想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 孔子从仁爱的观点出发，想建立一个和谐的人与人之间互爱的社会，因而主张“克己复礼” ，追求“安人、安百姓” ，使“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 的这样一个理想社会。孟子把孔子的德治发展成为“仁政”，不但主张要制民之产，使百姓“不饥不寒”，使鳏寡孤独都有所养；还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实行宽柔的政策；还主张与百姓同乐，使百姓的基本生存条件得到保证的同时，还要使他们有精神上的愉悦。他认为，只有百姓不饥不寒，“与民同乐”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荀子提倡“王道”，也旨在建立一个有道德的、有法制的理想社会。 在儒家学说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关于儒家“大同”的学说。《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所归。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恶其不出於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盗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儒家的这一政治理想，一直影响到近代的改良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政治观点。 以上七个方面的内容，是我们对儒家德治思想所作出的最基本的审视，它是古代政治文明的最高表现。儒家的德治思想虽然是古代的政治思想体系，但它确实具有许多普适性的和超时代性的内容，我们应该批判继承，吸取其精华，在今天“以德治国”的现代政治文明的建设中，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 作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陈德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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