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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全国高校对学生住宿管理情况开展自查，杜绝按学生经济状况安排住房情况。 不久前，曾有媒体报道，成都某高校允许学生享受“单间待遇”——一名女大学生一人交4份住宿费租下整间寝室，并添置冰箱沙发等家具，将大学寝室变成了“闺房”。教育部此举，正是针对类似现象。 就事论事，教育部的这一要求是契合理性的。大学不是一般的社会场域，更不是唯利是图的商场，而应是具有独特精神内涵、人文品格，进而能对不同人群进行价值融合、人格塑造的教育机构，如果随波逐流地照搬、复制社会中的商业法则，势利地“按学生经济状况安排住房”，显然与大学应有的内在精神品格、价值功能格格不入。 然而事实上，时下大学中的势利气质，远不止表现在一个“按学生经济状况安排住房”的问题上。比如，在一些大学尤其是有些所谓名校招生时，强势群体、富家子弟往往比弱势群体贫寒子弟入学拥有更强更大的优势，一些大学还热衷于为各级官员、富豪开办形形色色的在职培训班，大肆批发文凭学位。再如，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基础性专业与课程往往备受冷落，而时髦应景的专业课程则被趋之若鹜；同样，越来越多的教授们，越来越不耐烦安心课堂给学生直接授课、“传道授业解惑”了，而是钻营奔波于各种名利含量高的课题、讲座……校园中的势利氛围，几乎成了一个全方位、无微不至的“病灶”。著名学者张汝伦曾感叹：“商行、卡拉OK和超市乃至歌舞厅，大学一概不缺，惟独缺乏自己的理念”。 因此，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应是：要改变大学的势利作风和气质，简单地诉诸教育部门的行政命令，是否是根本出路？ 所有这些大学中的势利乱象，若都寄托于行政干预来改变，显然药不对症，且有恶化病情之虞。因为事实上，今天的大学所以形成普遍的势利化、学店化格局，恰恰是行政干预过度、大学行政化和权力化的一种必然产物，从根本上讲，实质是对行政、权力的趋炎附势。比如大学招生的长期不自主、一些大学中在高度行政控制下的招生腐败；比如在官本位体制下，一些大学对政绩化科研泡沫的追逐；再比如，在权力化教育资源分派体制下，一些大学对权力的谄媚，官学交易盛行…… 不难看出，我们的一些大学与行政部门之间，很像存在着一种“父子”关系——作为“孩子”的大学，在无微不至的“父爱”关怀、行为包办下，一方面总也长不大，一方面又显得十分娇纵势利，甚至对剽窃抄袭之类的学术腐败不以为耻。 一个孩子品行不端，当然应该被谴责，但这个孩子何尝又不是受害者？我们能要求一个从小便被包养、失去应有自主权的孩子，对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并成为自尊自强、有独立人格和羞耻感的人吗？(张贵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