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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灾区许多学生和儿童成了残疾人、孤儿，与自身的“外伤”相比，灾难事件对孩子造成的心理“内伤”更为严重。儿童、青少年心理还不够成熟，敏感、脆弱，因此，灾难发生后短时间内，不适宜过早、过多地曝光他们的生活和所遇到的灾难，如参加媒体的一些现场录制活动、过早地让孩子参与到被收养活动中等。（《家庭保健报》5月22日） 目前，在灾区中，除了各路救援队外，最多的人恐怕就是各媒体记者了。在这个罕见的大震灾面前，正是媒体包括央视在内的各媒体记者，让我们看到了此次地震破坏性之大、给人们造成的灾害之惨重，以及这其中表现出来的生命的顽强，亲情、友情、同学情、师生情以及来自社会各界对于灾区灾民的关爱之情甚至是国际友人的关切之情等的感人，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可以说，中华民族在这次灾害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非同寻常的关爱及团结，媒体记者功不可没。这些媒体记者冒着种种次生灾害带来的危险，采访到的第一手资料，感动着我们，震憾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最终为全国甚至全世界人民关注灾区，关爱灾民，并最终为他们伸出热情的援手。 然而，当媒体记者采访报道的时候，我们也见到了另外的严重的负面情况：被埋废墟里，9岁小学生可以唱着歌等着被救；然而，面对媒体频繁的采访，孩子却情绪失控，在医院里大喊大叫。面对着孩子们惊恐、木然甚至是不愿回忆那可怕的一幕的情况，有记者却在不断地追问孩子，问他们的同学，问他们还没有联系到的亲爱的爸爸妈妈，问他们地震发生时的可怕情况；还有，当救援队员正在对伤者进行紧急救助时，记者却将摄像机的强光灯对着幸存者的眼睛；甚至有时候，记者的采访还严重地影响到了紧急的救援工作…… 心理专家指出，对于发生灾害后的成年人，个体的物质损失总能在一段时间后得到恢复，但是心理上的创伤如果不及时干预，那就会伴随个体一生，尽管大多数成年人可以在没有专业人员的帮助下能够自行愈合其心理创伤，但还是有30%左右的当事人会因此产生一定程度的心理问题，比如，在日后表现出如焦虑、抑郁、躯体形式障碍、进食障碍、睡眠障碍、酒依赖和药物依赖等。有研究表明，一位当事人可能会影响周围2030人，对他们产生间接的心理创伤。而对于未成年人而言，由于他们对灾难事件无法进行完整的言语表达，也没有机会给予表达，因此，形成的心理创伤会更严重，影响也更深远。正因为如此，近些天，相关部门针对灾区孩子们的心理救治正在紧急进行，不少灾区学校复课后的第一堂课就是心理课。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不少心理专家对于记者对灾区孩子们的不断的采访感到不满。 目前，四川灾区的余震还存在着，相关的灾后安置工作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当然，灾区的各种物资短缺也需要记者不断进行报道宣传，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四川灾区都可能成为不少媒体报道的焦点，而作为一群特殊的群体，灾区幸存的孩子们也更需要媒体多加关注。然而，这并不等于，我们就需要记者对孩子们不断的亲身采访才行，也并不等于我们可以不考虑这些孩子的心理特点而如此“关注”。毕竟，正处于心理特殊期的孩子们，需要的是各方人士的细心呵护，需要的是媒体记者的真诚关爱。稍稍的一点不适宜的问话和采访，都有可能让他们心理再次严重受伤，这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更何况，这种创伤往往是潜在的，是不易直接看到的。至于专家所担心的目前不适宜开展认领孩子工作，相关部门表示，民政部门对孤儿的身份确定和认领尚需要灾后重建时间才能启动，因此，这中间的程序很多，时间也会很长，因此，这一点，目前还是有利用那些灾区中的孩子的心理治疗的。 记者的神圣职责是以真实的事实反映社会，是以良知和“真理”来反映新近发生的社会现实。但是，在行使这个神圣的使命的同时，记者所要担负的责任还有很多，比如，对采访者的重要的人文关照，比如，积极的、正面的社会效应，等等。在这方面，也有不少记者做得很好，比如，中新社几名记者在灾区前线，面对那一张张泪脸，面对哀求的目光，不是先采访而是先救人；也有些其他报社的有良知的记者，在拍下了一张必要的照片后，就急迫地参与到紧急的救助行列，所有这些，都远远比仅仅知道用旁观者的冷漠的“镜头”和冷静客观的“笔”来反映“新闻”更让人尊重。 真切希望，记者在报道灾区灾民尤其是孩子们的时候，不是仅仅用记者的眼光、用媒体的“眼球经济”来“采访”，而是用人性化的关爱，用温和的眼神，用热情的援手，用温暖的问候，并最终用不产生负面影响而又能激励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来报道、展示我们关注的世界和突发事件及人性中的闪光点。只有这样，才是一个有良知的记者、高尚的记者、称职的记者、让人敬仰的记者。（张东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