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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给一所学校的教育学研究生进行讲座，讲座结束，一位学生提问说，把学校类比为提供教育服务的商家，把学生类比为消费教育服务的消费者，这样，会不会更有效地解决当前学生地位很低、大学不注重人才培养质量的问题。客观上说，这样的类比，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忽视了教育资源被高度垄断的现实，学生并没有充分的受教育选择权；二是脱离了教育思维来谈教育的发展。 把学生类比为消费者，需要“赋予”学生选择商家的权利，可是，我们的学生有多少选择权利呢？在上大学与不上大学的选择上，社会根本没有给不上大学留下多少发展空间；在上内地大学的选择上，统一高考集中录取制度，使学生像押宝一样选择大学，根本无法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爱好，与学校进行双向选择；在对大学专业、教育不满之后的选择上，较少学生能在校内进行换专业，个别学生能实现转校，更多学生则只能带着不满情绪继续大学之旅，除非选择退学重回高考体系再考一所大学，或者寄希望于几年之后考研改变自己的学校与专业处境。正是由于受教育者的选择权有限，即便把他们作为“消费者”，也是忍气吞声的“消费者”。 把学生作为消费者，实际上是给学生教育选择权的问题。而给予了学生的教育选择权，只能一方面解决学生在大学中的地位问题。从教育的角度看，在大学中，学生要获得地位，在于教育的“以人为本”、“因材施教”，以及学生的自治，而不是盲目的教育消费者的权利主张。盲目主张教育消费者的权利，不但可能导致教育的异化，还有可能出现各种思维混乱，比如，有的大学以学生评教、给老师打分来衡量教师的上课质量，导致上课要求严、考试难的教师被给予低分，而一些要求不严、给分极松的教师却得到好评；还比如，有的学生认为自己花钱读书“买”的是最终的文凭，而不是教育过程，因此，旷课逃课频频，理由居然是消费者有花钱不享受服务的权利。 之所以用消费者来类比大学生、受教育者，并希望由此来解决受教育者的选择权问题、教育地位问题，反映出教育思维、教育常识已经远离教育。在正常的教育思维中，只有给予学生选择权，才可能培养学生的选择意识、责任意识，做他们自己感兴趣的事；只有让学校处于学生选择的竞争压力之下，才能促进学校降低办学成本、提高办学质量；只有让已经成人的大学学生自治，才能让他们在学会自主管理的同时，获得在学校教育事务中的话语权，这些都是现代大学制度中所公认的做法，根本不需要类比。 其实，我们在教育发展中，还可以看到其他类比。比如，有大学进行校内人事制度改革时，基本上就把大学类比为企业，按企业管理模式管理教授。但是，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大学，强调学术自由以及为保障学术自由而配套终身教授制度，现代大学制度是拒绝把教授作为“员工”的。以下这个故事不少人耳熟能详———1950年前后，当时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邀请该校著名物理学教授Rabi作演讲。Rabi是194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艾森豪威尔在开场白中客气地说：“在众多雇员(Employee)里，你能够获得那么重要的奖项，学校以此为荣。”但是Rabi回敬说：“尊敬的校长，我是这个学校的教授，你才是学校的雇员。” 出现在教育中的各种“类比”，成功地把我国的教育变为几不像，既像企业，又像政府，却越来越不像教育———学校办企业、教师像商人、学校成官场、领导成高官，而近年来很多看似激烈的教育争论，其实都是在普及基本的教育常识。有待追问的是，我们不惜花那么多时间去“类比”，为何做到这些简单的教育常识却很难呢？对于2008年的中国教育来说，如果要有亮点呈现，就需要在教育常识上多一些回归。 (熊丙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