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炎黄大战”论证摘要】 渭水流域半坡类型华县元君庙、华阴横陈多人二次葬为炎黄联合杀蚩尤所致，略晚的渭南史家、姜寨二期多人二次葬为炎黄之战所致。半坡类型为炎帝文化、庙底沟类型为黄帝文化，后岗类型为蚩尤族从渭水流域逃至豫北冀南与土著文化相融而成，西水坡45号墓为蚩尤墓。 零口文化为少典娶有蟜氏合婚生炎帝、黄帝时期，有蟜氏应来自白家村文化，少典可能来自裴李岗文化裴李岗类型。炎黄联合杀蚩尤后，半坡类型、东庄类型（前庙底沟类型）、后岗类型各自分道扬镳，但炎黄两族仍有混居。 神农相当于裴李岗时期，无确凿的考古学文化可指。伏羲早于神农，距今约一万年前，其时已产生太极八卦、参历、十月太阳历，可能有一种考古学文化与之相关。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为太昊文化。神农与炎帝合并、伏羲与太昊合并是为了突出黄帝为“中央天帝”之需。 大司空村类型为共工文化，大河村类型前段（阎村类型）为颛顼文化，大河村类型后段（秦王寨类型）为祝融文化，大汶口文化前期（泰山南北区）为少昊文化、后期（皖北、豫东、鲁西南区）为帝喾文化，长江流域苗蛮与后岗类型、秦王寨类型南下有关。 传说时代（正统）历史在夏商周时期记录下来，夏商周皆源于黄河流域远古文化，所以“三皇五帝”古史体系与渭水流域、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非常吻合。也许正是炎、黄、蚩大战导致和深化了这种深刻的民族和历史记忆。 北方的红山文化因受仰韶文化影响而与传说历史相关，红山文化之前的历史文化没有进入传说时代古史体系；长江中游因蚩尤、祝融部南下而进入古史体系，但大溪文化之前的历史文化没有进入古史体系；长江下游因“禹杀防风”而进入古史体系，但良渚文化（防风氏）之前的历史文化没有进入古史体系。 中国古人将天上与人间对应起来，人死后即上天（当然是统治者）成神，并照管后人，而天上的星象也与人间祸福相依，星（包括太阳）神即祖神。所以神即是祖先，祖先都是天神。神的历史即祖先的历史，神的关系即祖先的关系，中国神话就是中国的远古历史。 如果没有神话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 如果没有史前考古，神话传说永远都是那么荒诞不经 “炎黄大战”第一项证据（或理由） 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古人编织出一个“三皇五帝”概言之。 “三皇”有多种说法：《风俗通义·皇霸篇》引《春秋纬·运斗枢》为伏羲、女娲、神农；《白虎通》为伏羲、神农、祝融；《通鉴外纪》为伏羲、神农、共工；《帝王世纪》为伏羲、神农、黄帝；《风俗通义·皇霸篇》引《礼纬·含文嘉》为燧人、伏羲、神农。“五帝”也有多种说法：《世本》、《大戴礼·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四时纪》、《淮南子》为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左传·昭公十七年》以共工代替颛顼）；《帝王世纪》、《尚书序》为少昊、颛顼、高辛（帝喾）、尧、舜；《皇王大纪》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道藏·洞神部·谱录类·混元圣记》引梁武帝说：黄帝、少昊、帝喾、帝挚、帝尧。尽管“三皇”、“五帝”各有多种说法，但这些资料却有惊人的一致性：其一，伏羲大体上被排在“三皇五帝”之首（排除纬书中伏羲之前的燧人氏，则伏羲恒居首位），说明“伏羲”的重要性，“伏羲”的确被古人视为人文始祖。其二，“三皇”、“五帝”虽说法不一，但排序基本上不混乱，按太昊与伏羲合并、炎帝与神农合并（合并的原因应该是为了突出黄帝为中央天帝即《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四时纪》和《淮南子》所排五方天帝的需要）、少昊即帝挚，“三皇五帝”的总体排序为：伏羲（太昊）、神农（炎帝）、黄帝 、 少昊（帝挚）、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尧、舜（女娲为伏羲妹或妻，同时代；共工、祝融总在伏羲、神农与尧、舜之间）。其三，尧、舜总排在“三皇五帝”之后，尧、舜之后为禹、启，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伏羲上承有巢氏、燧人氏，尧、舜下接禹、启。据此可知，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大体上是按时序进行排列的，而这个排序与《帝王世纪》、《尚书序》又完全吻合（实际上所有的排序都没有违背总体顺序）。虽然“三皇”、“五帝”各有多种说法（可能与作者有关，即作者认为哪几位重要就选哪几位），但这种排序上的惊人的一致性却表明古人在这一问题上可能是很严谨的，而不是随便凑合三位、五位就了事。 可以进一步佐证古人的严谨及“伏羲（太昊）、神农（炎帝）、黄帝、少昊（挚）、颛顼、帝喾、尧、舜”这个排序是按时序进行的，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考察： 其一，在古代神话传说中，蚩尤的影响很大，相关的古代文献资料也很多，但是蚩尤却没有进入任何一种“三皇”、“五帝”序列，证明古人排“三皇”、“五帝”有很明确的倾向性、选择性（蚩尤与炎帝相争、与黄帝相战，是个反面人物，故不被中原正统历史编入“三皇五帝”）。之所以“三皇”、“五帝”有各种不同的人选，其原因也在于此，即它与作者的倾向性有关。以前据此而否定“三皇五帝”的某种真实性（即它们可能代表一些族群的祖先历史），认为古人是在随意编造历史，显然是没有读懂古人的缘故。如果注意到中国有着辽阔的国土、数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众多的民族、族群（即使仅以黄河流域而言也是如此），其在古代出现各种不同的“三皇”、“五帝”人选也就不奇怪了。相反，这种情况可能恰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其二，《史记·五帝本纪》、《夏本纪》均载尧、舜、禹在一起共事，讨论洪水治理和官职任免，可佐证尧、舜距禹、夏不远。而中国古代文献从来未有资料说尧、舜曾与帝喾、颛顼乃至炎、黄共事，可见在古人那里，尧、舜与炎黄是不同时的。在《史记》中，炎黄、颛顼、帝喾、尧、舜是一个线性的父生子、子生孙、孙又生子的代际关际，而炎、黄在古史传说中是一种同父母的兄弟关系，古人把这些问题是分得很清楚的。司马迁也没有说“五帝”同时，今人所谓“五帝时代”其实是容易产生误会的（让人以为“五帝”并列、平行）一种不严谨的不科学的说法。 其三，《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四时纪》和《淮南子·天文训》排太昊（伏羲）为东方天帝、炎帝为南方天帝、黄帝为中央天帝、少昊为西方天帝、颛顼为北方天帝，分别配对春、夏、秋、冬（黄帝为中央天帝，总揽四季，故不配对某一具体季节）四季，可证此五帝有年代、时代先后顺序。据文献资料，少昊的地望在东方，炎帝的地望在西部渭水流域，而且在考古学上已得到一定程度的佐证。如果根据少昊、炎帝的地望及文化特征配五方天帝，则少昊应为东方天帝、炎帝应为西方天帝，但《礼记》、《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都没有这样处理，证明五方天帝不是根据传说帝王的地望及文化特征来安排的。相反，五方天帝配对不仅遵循春、夏、秋、冬这种时序，而且与其他古籍中“三皇五帝”的排序完全一致（为了把黄帝排为中央天帝，故将伏羲与太昊合并、神农与炎帝合并），故而出现在大地之东方的少昊被排到天庭的西方，在大地之西方的炎帝被排到天庭之南方。这给今之学者造成了一些误会，但那种颠三倒四的配对却证明它是按照五行、五方及时代先后来配置的，即太昊（伏羲）东方木生炎帝（神农）南方火，炎帝南方火生黄帝中央土，黄帝中央土生少昊西方金，少昊西方金生颛顼北方水。我们知道，在古史传说中，并不存在伏羲（太昊）生炎帝（神农），炎帝生黄帝，黄帝生少昊，少昊生颛顼这样一种体系，故知这种相生关系是年代的先后关系。由于古人牵强地把传说帝王与五行相生关系凑在一起，故给今人造成许多误会和混乱。 其四，屈原《九歌》涉及十位天神地袛，即天神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地袛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以及人鬼国殇，其中东皇太一是屈原心目中最尊贵的天神。以前不少学者都认为东皇太一是太阳神伏羲、黄帝、太昊或几者的融合，何新先生认为《九歌》所颂十神“暗合于先秦中原以齐国为中心而流行的阴阳五行及五方十神学说”，他将《九歌》所颂十神按五行方位、阴阳相配进行排列并与《礼记.月令》中的五方十神图相比较，发现它们存在同构对应关系，进而考证“东皇太一”就是指黄帝（何新《〈九歌〉十神奥秘的揭破》,《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4期）。何新这个研究很有意义，但东皇太一不是太阳神，热爱楚国、面临国破家亡的屈原也不会歌颂中原文化所树立的中央天帝黄帝或其他太阳神。《九歌》中的东君即是太阳神，所以屈原心目中的至尊天神“中央天帝”不是太阳神。玉逸《楚辞章句.东皇太一》说：“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汉书.郊祀志》：“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太一为星名，此星之佐为五帝座，故此星只能为北极星、北斗星（北斗在史前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极星，参见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这一点也与古代“太一行九宫”学说及有关式盘所示完全吻合。“祭东南郊”应与行火历、祀大火有关，太火星与北斗相拴系，二者属同一历法体系。楚人的祖先祝融族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南下的秦王寨类型（大河村类型晚期）,而该文化又主要由西进的大汶口文化形成，这在考古学上已能够找到线索和依据（王震中《大河村类型文化与祝融部落》，《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韩建业、杨新改《苗蛮集团来源与形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4期）。大汶口文化是崇拜鸟（此鸟并非太阳鸟，而是心宿三星之物象，详后）、北斗图像的群落，祝融正是一只鸟。楚文化抑龙扬凤，楚人墓葬中、高规格者其头向皆尚东于此均能得以解释，即楚人的远祖为东夷人（颛顼与祝融相关，后当另论）。《九歌》十神亦证古人的严谨。 其五，据研究，《楚帛书》创世章描绘了十二位天神的创世故事，这十二位天神是：伏羲、女娲及“四子”（即分至四神）、炎帝、共工、祝融、帝俊及禹、契（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第3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楚帛书》将禹、契勘测天地、平定水土置于日月和分至四时产生之前，同时也在共工推步历法、帝俊操纵日月之前，说明从整体上看十二神创世故事不是讲楚人的族源和祖先历史，而只是借十二神解释宇宙世界的来源，但即使这样，它也有非常鲜明的倾向性：十二神中没有中原神话传说中显赫的黄帝和颛顼，相反，炎帝、共工、祝融都是与黄帝、颛顼一系相对立的神。伏羲、女娲及“四子”基本上与族源无关，禹、契分别为夏、商之始祖去古未远但《楚帛书》却不言及周人之始祖后稷“参与”创世，同时帝俊在《楚帛书》中被安排操纵日月，地位最高。《楚帛书》不尊黄帝、颛顼而尊帝俊（即帝喾，传为商人之远祖，当与东方史前文化有关），亦证屈原《九歌》中的东皇太一不是黄帝以及古人编造神话有严谨的一面。帝颛顼在《史记》和《楚辞》中也被视为楚人远祖当与祝融有关，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讨论。 其六，我国学者对传说时代的研究，对“三皇五帝”的年代、地望的认识非常混乱，比如“伏羲”，从4000年前到18000年前，几乎每一个千年纪都被学者们认为是伏羲（太昊）时代（附《中国传说时代研究存在的问题》）。那么怎样来判断”三皇五帝”的年代关系呢？我认为“炎黄大战”、“伏羲画卦”这种中国传说时代和中国文化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就可能成为一种参照物。比如伏羲时代：根据出土资料，我们发现距今6000多年前包括八卦、六十四卦、河图洛书及其他天文历法数理在内的一个知识体系已经很成熟，而仰韶文化的两个主要类型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又与传说中的神农（炎帝）、黄帝行《归藏》易非常吻合（参见“第3项证据或理由”），那么“伏羲时代”必然远早于仰韶文化。但它又不可能太早，因为八卦是一种图案符号，根据考古发掘可知，中国境内在新、旧石器时代之交已开始出现图案和符号，所以将距今一万年前这个时代视为“伏羲时代”是比较恰当的。这个时代也是农业起源、陶器开始产生、定居开始产生的时候，刻画图案、符号意味着人类已开始有意识地记载和传承文化、文明，而且已意识到这是一种可以长期保存、帮助记忆的方式，与口耳相传、言传身教相比它有许多优点。将太昊伏羲氏定位于这样的年代，与上述“三皇五帝”古史体系也正相吻合（关于“太昊”，我们后面将专门讨论）。 “三皇五帝”古史体系以前被当作伪史全盘否定，那是把“三皇五帝”当作某些具体的人物或者如历史时期那种改朝换代的帝王所致。现在我们已逐渐懂得和清楚古人所编织的“三皇五帝”其实是一些族群的祖先历史。从这个角度去看，古代有关“三皇五帝”的文献资料、神话传说与史前文化大多非常吻合。我们对“炎黄大战”的论证同时也是对“三皇五帝”历史文化的求索和探讨，本文正是试图通过论证前者而还原后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