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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上述，可得如后几点认识：1、《禹贡》“冀州”包含渭水流域和后人所理解的“两河之间”，这是明确的。相应地，《禹贡》“雍州”则是指渭水平原的外围，其北、西、南三个方向上的黄土高原和秦岭。2、《周礼·职方氏》说杨纡在冀州，而《吕氏春秋·有始览》、《淮南子·坠形训》又说阳纡在秦地，表明《职方氏》“冀州”可能也包含渭水流域，但这些材料之间已存在一定的矛盾或混乱。3、先秦文献《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之“冀州”地域均不含今之河北涿鹿、怀来一带；河北涿鹿、怀来在《禹贡》冀州的边界或边界之外，于《周礼·职方氏》则属并州。4、由于《周礼·职方氏》谓“河内曰冀州”、《吕氏春秋·有始览》谓“两河之间为冀州”，致有《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唐人孔颖达《禹贡正义》“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一说。5、关于《禹贡》“冀州”地域，从先秦《禹贡》到唐代《禹贡正义》，经历了“正确——混乱——误会——错误”这样一个发展历程。 炎黄蚩之战又称涿鹿之战、阪泉之战 ，涿鹿、阪泉两地名均在今之河北涿鹿、怀来或北京延庆一带，它们能否成为“炎黄大战”或黄帝杀蚩尤在河北（或北京延庆）境的证据或依据呢？笔者的答案是不能，理由如后：其一，没有考古学依据或理由，不仅现在没有任何考古证据，而且根据史前考古研究、考古学文化分析，将来也不会有相关的考古依据或证据。其二，先秦文献《逸周书》、《山海经》、《尸子》等均说黄帝杀蚩尤在冀州、中冀，而涿鹿、阪泉为小地名在冀州之境，上已分析先秦文献《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之“冀州”地域均不含今之河北涿鹿、阪泉（延庆），因此“炎黄大战”或黄帝杀蚩尤于河北涿鹿、北京延庆也没有文献依据，得不到先秦文献的支持。其三，豫西、晋南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黄帝集团）的成长之地，又西与渭水流域半坡类型（炎帝、蚩尤集团）相邻相接，同时山西运城市南解州在历史上也曾称为涿鹿、阪泉，这一带也一直是古代冀州的核心地带，因此先秦文献所言涿鹿、阪泉应该是指山西运城一带。《梦溪笔谈·卷三》说：“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滷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苗族古歌在叙述蚩尤族迁徙过程时说：“这时阿耶混迁到阪泉，阪泉在浑水河边”（《西部苗族古歌·阿髳迁到贵阳地方》）。苗歌中的浑水河指黄河，王大有先生认为此处的“阪泉”在山西解池，是确当之论。李元庆先生说：山西运城县解镇古称解梁，也曾经称作涿鹿（参见《解县志》，又见山西运城师专中文系《河东史话》）。他认为炎黄蚩涿鹿之战可能在山西解镇一带，而不大可能在河北涿鹿，因为古史传说炎黄均发源于陕西境内，炎帝长于渭河流域的姜水，黄帝长于泾河流域的姬水（李元庆《发祥于河东地区的华夏文化》，《文史知识》1989年第12期）。钱穆在六十多年前分析“炎黄大战”时说：“黄帝又与神农‘战于阪泉之野’，阪泉在山西解县盐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以及浊泽，一名涿泽，即涿鹿矣。然则黄帝故事，最先传说只在河南、山西两省，黄河西部一隅之圈子里，与舜、禹故事相差不远。司马迁自以秦汉大一统以后之目光视之，遂若黄帝足迹遍天下耳。此就黄帝传说在地理方面加以一新解释，而其神话之成分遂减少，较可信之意义遂增添。将来若能与各地域发掘之古器物得一联络，从此推寻我民族古文化活动之大概，实为探索古史一较有把握之方向“（钱穆著《国史大纲》上册9—10页，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香港1996年版）。现在看，钱穆之言可谓“远见卓识”。半坡类型多人二次葬之地华县元君庙、华阴横阵、渭南史家、临潼姜寨和山西解州俱在《禹贡》所言“冀州”之野、中冀，因此炎黄蚩之战发生在这一带不仅有考古学上的充分的证据，而且也得到先秦文献的有力的支持，当然一直被视为神话传说的“炎黄大战”、黄帝杀蚩尤以及古代文献中真实的一面也得以显露。 这里我们分析一下“炎黄大战”、黄帝杀蚩尤被历代学者定位于河北涿鹿一带的原因和历程。其一，由于《周礼·职方氏》说“河内曰冀州”、《吕氏春秋·有始览》说“两河之间为冀州”、《尔雅·释地》说“两河间曰冀”、《禹贡正义》说“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等，导致古今学者忽视了《禹贡》冀州“治梁及歧”及其他问题，致使学界对《禹贡》冀州地域产生长达2000多年的错误理解。其二，山西阪泉、涿鹿与河北阪泉、涿鹿相比，前者名声渐小，后者名声渐大，这种局面可能在司马迁作《史记》时已经形成。由于《史记·五帝本记》关于“炎黄大战”的记载可能让人理解为发生在河北涿鹿、阪泉，《水经注》更明确地视“炎黄大战”发生在河北涿鹿、阪泉，致使后之学者常从此说。其三，无论先秦或以后的文献，写炎、黄之战均不提及冀州、中冀。如：《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归藏》：“昔黄神与炎帝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巫咸曰：果哉而有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杜预注：黄帝与神龙之后姜氏战于阪泉之野，胜之）。《列子·黄帝》：“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 、虎为前驱，雕、鶡、鹰、鸢为旗帜。”《新书·制不定》：“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得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吕氏春秋·荡兵》：“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淮南子·兵略篇》：“炎帝为火灾，故黄帝擒之。”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学者在考察“炎黄大战”时将注意力集中于阪泉、涿鹿两个具体地点而对《山海经》、《逸周书》所言之冀州、中冀有所忽略，更由于古代文献以“河内”、“两河之间”释冀州而忽视对《禹贡》冀州地域的考究。其四，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误导。《五帝本纪》说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但不言冀州、中冀。关于黄帝杀蚩尤，这是《史记》与先秦文献不相同的地方。《五帝本纪》又说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为了写作《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迁本人也“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据这两段文字，可知司马迁所言之“涿鹿”当指今之河北涿鹿，而不会是指山西运城解州。西汉时冀州指“河北中南部、山东西端及河南北端”（张传玺、杨济安著《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192页），并不包含河北涿鹿、北京延庆一带。司马迁是陕西韩城人，他又到处考察、搜集资料，因此他很可能知道古代冀州并不包含河北涿鹿、阪泉，所以写炎黄蚩之战只提涿鹿、阪泉而不提冀州、中冀，这种选择虽然避免了河北涿鹿、阪泉与冀州、中冀之间的龃龉，但取舍失当，恰恰可能导致后人考究“炎黄大战”重涿鹿、阪泉而轻冀州、中冀。司马迁受时代局限，只能就当时所得资料进行取舍、连缀，因此今之学者如果不结合史前考古及相关研究去看待《五帝本纪》，就可能受到误导。如今之学者常以“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推论黄帝与炎帝结盟釜山，杀了蚩尤然后在河北逐鹿建都。荤粥是北方民族，在黄帝族北边才会说“北逐荤粥”，怎么会跟杀蚩尤联在一起？又如《五帝本纪》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论者常据此认为黄帝族是北方游牧部落，这是将历史时期的情形搬到了史前时代。黄帝部落无论活动于龙山时代还是仰韶时代，它都不会是“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因为其时种植农业已经成熟，游牧民族的力量并不会强于农耕定居的民族，这是与历史时期游牧民族可以在马背上征战不一样的地方。其五，郦道元《水经注》“漯水”条下说：“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经涿鹿县故城南，王莽所谓播陆也。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即于是也。其水又东北与阪泉合，水导源县之东泉。《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晋太康地理记》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城无东面。《魏土地记》称，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渊而不流，霖雨并则流注，阪泉乱流，东北入涿水。”这里明确将炎黄蚩之战定位于河北涿鹿、阪泉。与司马迁一样，郦道元也不提及与炎黄蚩之战有关的冀州、中冀。郦道元是范阳（今河北涿州市）人，距河北涿鹿、怀来不远。他是大地理学家，其《水经注》“渭水”条下又多处写到以冀命名的山川、地点，因此他也可能知道自先秦《禹贡》、《周礼·职方氏》直至他所生活的北魏时期，河北涿鹿、阪泉从来没有成为冀州地域。既言河北涿鹿、阪泉，便不能再言冀州、中冀，这当是司马迁和郦道元在涉及炎黄蚩之战时面临的选择，也是他们舍弃冀州、中冀及与之相关非常重要的先秦文献的根本原因，遗憾的是，两人都作出了一种错误的取舍。近世以来，学者常引《水经注》以证炎黄蚩之战在河北涿鹿，这当然是不足为训的。山西南端与河北涿鹿一带都有涿鹿、阪泉、蚩尤城，山西涿鹿一带还有妫水（《水经注》），河北涿鹿一带有妫州（（括地志））、妫水，这种现象很值得研究、溯源，或许与族群迁徙有关。 现在我们来看专家们对“炎黄大战”的研究，就很容易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比如：田昌五先生说“蚩尤和炎帝之战、黄帝与蚩尤之战，都不在西北黄土高原。其地一云在涿鹿，已如上述。汉代上谷郡有涿鹿县，或云即此处也。另一种说法是在冀州之野。古冀州包括西河之东，即今山西的黄河；南河之北，即今三门峡至郑州的黄河；东河之西，即自今郑州西北折而东北流的古黄河。冀州之野只能在这里而不在陇东的黄土高原上。涿鹿之阿当然也在这个地区之内。阿的意思为山麓，这块地方有中条山、太行山，迤北为燕山山脉。所以涿鹿之阿即使不在上述之涿鹿，也应在太行山的东侧，至多是不会超出中条山的”（田昌五著《华夏文明的起源》21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河北涿鹿说是承司马迁的含混、郦道元《水经注》的错误而来，“冀州之野”则采用了西汉以来的冀州治所，所以两说都不对。严文明先生据《逸周书·尝麦解》说：“蚩尤原起于少昊之墟即曲阜一带，后来向北向西发展，才与华夏族的黄帝相遇，被黄帝杀之于中冀。《山海经·大荒北经》也谈到这次战事，地在‘冀州之野’，故中冀可能指冀州中部，地当今河北省中部”（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物》1989年第9期）。这是将先秦文献中的冀州与今之冀州等同起来了，相差更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