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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大战”第14项证据（或理由） 据《尚书·吕刑》、《吕氏春秋·荡兵》、《战国策》等古代文献所载，蚩尤为“九黎之君长”，自汉代至今，学者皆从此说。《尚书·西伯戡黎》载有周文王平定黎国之事，《史记·周本纪》之“耆”，《宋微子世家》之“ ”皆指九黎。据田昌五先生考证：“春秋时仍有黎国，曾为赤狄潞氏所灭，晋灭潞而复立之，可能是九黎之后。其地在今山西黎城、潞城、长治、壶关一带。另外，汉之魏郡有黎阳，在今河南浚县境；东郡有黎县，在今山东郓城县西，这些地名也可能由九黎而来。如然，蚩尤就是古代活动于今鲁西、豫北直到山西东南的氏族部落之代称了”（田昌五著《华夏文明的起源》25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徐旭生也认为蚩尤或九黎故地当在今山西东南部至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交界之地，其依据也是这一带以“黎”名地常见，为古之黎国所在（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我们判断濮阳西水坡45号墓死者为蚩尤、后岗类型为蚩尤后裔所创造，这在历史地理方面也是非常吻合的，因为后岗类型分布的核心地区正是在豫北冀南、晋冀鲁豫四省交汇之地。 有些学者认为蚩尤是东夷人的一支，蚩尤为东方夷人的首领。如严文明先生说：“在古史传说中，东夷的先祖有太昊和少昊两个集团，还可能有蚩尤的九黎集团。”关于蚩尤的地望，严先生据《逸周书·尝麦解》“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一段文字推测说：“这段话说明，蚩尤原起于少昊之墟即曲阜一带，后来向北向西发展，才与华夏族的黄帝相遇，被黄帝杀之于中冀”（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物》1989年第9期）。古籍中关于蚩尤冢的记载也基本上在今山东西部汶上、东平、巨野一带。据崔彩云先生文，“2000年秋，在汶上县蚩尤冢南20米出土刻有‘蚩尤祠’三字的石碑两通，证实了该祠所处位置”（石碑文字为隶书，因此立碑年代不会早于汉代）。崔先生说：“汶上、台前、巨野势呈鼎足，汶上距巨野50公里，巨野距台前75公里，台前距汶上70公里，此三地无疑皆是蚩尤部族曾栖息活动之处”（崔彩云《蚩尤与蚩尤冢考》，《中州今古》2002年第2期）。那么蚩尤文化是否为东方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或山东龙山文化呢？我们认为不是。无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或是山东龙山文化都不能与上述有关黎国的地域相覆盖，东夷文化的重心都在山东境内，而黎国和蚩尤族人、蚩尤后裔活动的重心在四省交汇之地，后者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大司空村类型分布的地域基本一致，这是其一。其二，蚩尤相传为炎帝后裔，姜姓，当为“牛首人身”；汉代以来的蚩尤像多作牛首，今西南地区苗族同胞（传为蚩尤后裔）仍然崇拜水牛，男女盛装都头顶水牛银角，祭蚩尤仍用牯子牛。炎帝发祥于渭水流域，故蚩尤、蚩尤族人应当与关中西部渭水流域的古文化相关。我们认为，这在考古学上也是契合的：史前考古文化中有关牛角、羊角的图象主要是在西部（如半坡遗址出土有羊角柱图象，半坡和姜寨出土人面鱼纹人面两耳则饰上翘的牛角图样），而在东夷文化中基本不见。我们推论后岗类型系从渭水流域逃亡的蚩尤族人所致与此是吻合的。其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有葬龟甲、兽牙的传统，但这个传统在有关黎国所覆盖地域的远古文化中是不存在的，当然在后岗类型、大司空村类型中也是没有这个传统的（证明这两个类型与东夷文化有重要区别）。当然大司空村类型也不是蚩尤文化，因为它年代比较晚近（前3600—前3000年），与关中半坡类型的衰落不能直接衔接。 又有一些学者认为蚩尤族活动于长江中游地区，蚩尤是这一带远古部落的酋长和领袖。如郑若葵先生认为“九黎与蚩尤是黄帝、少昊时期曾经活跃在长江中游江汉地区的古代部族或人物，蚩尤是当时九黎族的著名酋长，黄帝与蚩尤间发生的战争，是属于华夏部族与江汉部族争霸的战争。在蚩尤争霸中原失败被黄帝诛杀后，其部族九黎仍然活跃在长江中游江汉地区，至少昊时该部族又强大起来并与华夏部族再次发生争斗，最后可能以失败而告终，并在文献记载中消失”（郑若葵《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农业文化与古苗蛮文化关系初探》，《华夏考古》2000年第2期）。按这种观点，蚩尤族、蚩尤文化应该对应于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郑若葵先生也正是这样认识的。但是笔者认为不是这样，其理由大体如上所述之一、二，即有关黎国的地望不在长江流域，有关炎帝文化、炎帝与蚩尤姜姓、“牛首人身”、史前考古文化中的牛角、羊角崇拜现象不在长江流域（传统考古学主要根据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来区分和判断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但对其族属的判断常常是无能为力的。我们这里进一步结合考古学文化中与精神文化有关的因素如墓葬龟甲、角形崇拜图象来判断和区分不同的文化及其族属，笔者认为这是更加根本的因素）。当然，还有学者认为蚩尤、蚩尤族与长江下游的考古文化比如良渚文化有关：杨建芳先生认为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玉人面即是蚩尤，而这种玉人面或类似的玉人像不仅见于石家河文化，而且也见于山东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尤以良渚文化同类器物或神像最早，所以何驽先生认为“良渚文化大约是蚩尤的始作俑者”、“蚩尤的传说记述的是良渚文化同黄河流域部族集团之间的一段宿怨以及良渚文化衰亡的一个历史原因”（何驽《文献考古方法论刍议》，《华夏考古》2002年第1期）。我们认为，良渚文化不是蚩尤文化、良渚玉器神徽上的神人面不是蚩尤，判断的依据和理由同样如上（当然从古史体系，传说中炎、黄、蚩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考古学文化关系的角度，能够得到更为明确的判断和认识，参见拙稿《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一点思考》。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g02/276.html）。 徐旭生曾将传说时代古史体系以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概言之（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这个大框架对于帮助我们考辨古史、追溯“三皇五帝”的考古学文化是有积极意义的，甚至它具有方向性、指导性意义，我国学者也常常在这个基础和框架之上去讨论问题。但是这个框架毕竟是个“框架”，而且它主要是依据文献资料、神话传说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如果不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去重新审视这个框架，不考虑文化传播关系以及年代关系，这个框架的意义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研究中会出现简单附会或削考古学文化和考古材料之“足”以适三集团说之“履”。比如，炎黄是属于华夏集团的、蚩尤是属于苗蛮集团或东夷集团的，炎黄自当是由西而东进入中原，蚩尤则自长江流域北上或自东部西进中原，于是发生大战，黄帝便把蚩尤追到河北境内至北部而将其杀掉，这是以往学者论炎黄蚩之战的基本模式。这样虽然符合三集团说，但它在考古学文化上无法求证，而且与其他文献资料、神话传说比如“蚩尤姜姓”、为“炎帝之后”也无法吻合。古代文献只是说苗民为蚩尤或九黎之后，苗民并不等于蚩尤族或九黎族。与炎帝、黄帝打仗的是蚩尤、蚩尤族，而不是苗民或三苗，所以学者推测长江流域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为三苗文化（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第10期），并不等于说它们就是蚩尤文化。如果屈家岭文化为三苗文化，则良渚文化也并非蚩尤文化，因为二者不仅在考古学文化上没有承继关系，而且屈家岭文化的年代并不晚于良渚文化。依据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为三苗文化上溯，其源头正可以追溯至豫北冀南的后岗类型：屈家岭文化可分为屈家岭早期文化和屈家岭晚期文化，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屈家岭早期文化是一种以鼎为特质的文化，其渊源当在鼎文化系统中去寻找。学者认为，长江流域新石器晚期文化边畈类型、油子岭类型与屈家岭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鼎文化传统和红陶系遗存，它们与大溪文化谱系不同，甚至两者的“文化传统有着质的区别”（孟华平《论大溪文化》，《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而“与边畈早期一类遗存最近似的遗存竟是后岗类型”，其主要器物如足根压印圆窝纹的釜形鼎、红顶钵、成组的条纹彩陶钵、旋纹罐、口沿外附加一圈泥钉的大口尖底罐等，均是后岗类型的典型器，所以韩建业先生认为前者“极可能是后岗类型的人们南向移居的结果”而这与苗黎集团南迁的传说正相吻合（韩建业《涿鹿之战探索》，《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故后岗类型为蚩尤族文化在考古学和古史传说两方面得以互相佐证。 古籍和传说中为什么留下东夷民族与炎帝、与蚩尤有关的资料和线索呢？这个问题并不难找到答案和解释：在仰韶时代早期，东方海岱地区北辛文化中的瓮棺葬、细颈瓶其原产地均在关中地区，它们“应是通过豫中地区直接传播而来”，该文化中近似杯形口的双耳罐、圆腹小平底瓶和折腰形器座以及少量的彩陶装饰、在部分器物肩部施加密集弦纹的做法，都说明其受到半坡类型的影响（栾丰实《试论仰韶时代东方和中原的关系》，《考古》1996年第4期）。所以炎帝族人或炎帝后裔从渭水流域迁到东方海岱地区在考古学上是能够找到线索或答案的。分布在豫北冀南地区的蚩尤文化后岗类型其东部与大汶口文化相邻，而且北辛文化是后岗类型最主要的一个本土来源，两者互有影响，在北辛遗址、大汶口遗址都发现后岗一期文化遗存（张忠培、乔梁《后岗一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所以蚩尤与东夷的关系在考古学上也是能够找到线索和合理的路径给出解释的。山东西部东平、汶上、巨野一带有比较集中的蚩尤遗迹，说明蚩尤后裔可能在这一带生活过，蚩尤与东夷的关系很可能与此有关。《逸周书》所谓“命蚩尤于宇少昊”，当是因蚩尤后裔曾居少昊之地而产生的说法，并不意味着蚩尤为东夷人或蚩尤族起源于少昊之地（当然因为蚩尤传说、蚩尤后裔在少昊之地一直流传下来，古人也可能误以为蚩尤、蚩尤族原本就是东夷人）。《遁甲开山图》说“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这话有真有假：蚩尤为炎帝之后但处少昊之地，说明蚩尤族应是自渭水流域迁徙到东部，这里隐含了真实的历史信息；少昊地望在东方，所谓“治西方之金”是按五行相生序把少昊配为西方天帝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少昊地望在西部（当然在假想的天庭中，少昊就是西方的统治者了）；少昊既被配为西方天帝，蚩尤居少昊之地自然也随少昊去“治西方之金”，何况古史传说中蚩尤还是兵器的发明者，当然更与“金”有不解之缘了。《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东部姜姓之民：“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帝俊即帝喾，在少昊、颛顼之后，年代远远晚于蚩尤、炎帝。因此这条资料也不证明姜姓之炎帝、蚩尤起源于东方。《太始记》云：“蚩尤氏乃据淮海之地以挡轩辕东进之路。”庙底沟类型自西向东推进，到达豫东以至进入大汶口文化中心地区，其高峰约在距今5800—5500年之际（栾丰实《试论仰韶时代东方与中原的关系》，《考古》1996年第4期）。如果《太始记》所言蚩尤氏“以挡轩辕东进之路”为真实的历史事件，那么此“蚩尤氏”应该是后岗类型之后在河南东部、山东西南部发展起来的一个族群，也不意味着蚩尤氏始源于东夷。 总之，蚩尤族、炎帝族及其后裔自渭水流域至豫北冀南（东夷），蚩尤族自黄河流域南下长江流域而形成苗蛮文化屈家岭一石家河文化，在考古学及文献方面都有颇为明晰的发展线索和路径（苗族传说蚩尤族也是自黄河边而南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