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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神话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 如果没有史前考古，神话传说永远都是那么荒诞不经 “炎黄大战”第5项证据（或理由） 据《逸周书》、《史记》、《周书》等古籍载，炎黄和蚩尤之间的战争又名阪泉之战、逐鹿之战。自司马迁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以来，学者皆以阪泉、逐鹿即今河北省怀来和北京市延庆县一带，认为炎黄和蚩尤之间的战争即发生在那里（以下简称冀西北），因为阪泉、逐鹿两地名均在那一带，那里也有黄帝城、蚩尤城、蚩尤泉、蚩尤庙、蚩尤寨等众多相关古迹，相关的考证、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据笔者有限的了解，从考古学角度论证这个问题的却罕见。如果不从考古学角度论证，没有考古材料和依据证明，我以为再多的文献资料、研究及看法，也不过是“空中楼阁”，所以我们这里拟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考察和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也请读者和专家共同思考。 冀西北属已故中国考古学大师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理论所划分的“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区系。苏先生 所说的“北方”区系包括西北、北方和东北，其中又以辽西和内蒙古中南部为中心区系，他对“辽西”区特别加以界定：“古文化的辽西区不同于现在行政区划的辽西，它的范围北起西拉木伦河，南至海河，东部边缘不及辽河，西部在张家口地区的桑干河上游、古‘代王城’蔚县一带，已接近该区域的西部边缘。如果我们再把它归纳一下，即辽宁朝阳、内蒙古昭达乌盟（今赤峰市）、京津和河北张家口地区共四块”。“冀西北”正在张家口与北京市之间，所以它在苏先生所说古文化的辽西区内，接近西部边缘。苏先生说，辽西“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宜农宜牧地区，既是农牧分界区，又是农牧交错地带。这里文化发展的规律性突出表现在：同一时代有不同文化群体在这里交错”（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40——41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1版）。他还认为：“对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进行区系类型分析，使我们掌握了解开这一地区古代文化发展脉络的手段，从而找到了连接中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认识到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在中国古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50——51页）。从苏秉琦先生的论述以及自古以来长城南北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交汇于长城地带来看，炎黄和蚩尤的战争发生在冀西北一带是完全可能的。目前冀西北及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及研究尚不是非常充分，但我认为其轮廓已现，可以据以探讨炎黄和蚩尤之战。 由于《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部落“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再加上古书又说炎黄和蚩尤之战发生在今河北涿鹿、阪泉一带，所以今之学者往往认为黄帝部落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它的强大也正是因为其为游牧民族，这实在是一个方向性的误会，也可以说是司马迁和今之学者共同犯下的一个基本错误。根据考古发掘和研究，马的畜养在中国是相当晚近的。半坡遗址曾出土过少量马骨，但不能肯定是家养；其后在龙山时代的遗址中也发现过少量马骨，但也不能断定其为家养。所以考古学家普遍认为，马的饲养在中国至早可能上溯至龙山文化时期（约前2800——前1900年），而有把握的说法是到了商代才有肯定无疑的家马（《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701页）。即使有了家马，也不意味着就是“马背上的民族”。商、周时期，马在中原主要是用于拉车的，目前马车的出现最早可能上溯到商朝中期（姜波《马·马车·骑马术》，《文物天地》2002年第2期）。到战国时期，中原各国受到北方“马背上的民族”的威胁，才有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骑马术始在中原传播开来。但是北方游牧民族骑在马背上的年代也不会很早，因为如果在商、周时期这种“马背上的民族”已形成气候，它也必然会对商、周王朝产生冲击，导致中原农业民族更早地学习和接受骑马术。有不少学者曾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采集到的一些小型铜饰称为“骑马武士铜饰”、“铜人骑马饰”等，认为它们是我国最早骑兵形象的标本，其年代可能在西周或春秋时期，但据林沄先生考辨，这种铜饰马背上骑的“人”或“武士”其实是猴子，取的是“马上封侯”之意，其年代可能晚至唐代（林沄《所谓“青铜骑马造像”的考辨》，《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4期）。《易经》“大壮”卦和“旅”卦之爻辞说到商人的远祖王亥曾在有易国放牧牛羊被有易国的绵臣抢劫和杀害，但没有说王亥牧马。商之前有易国正是指今河北北部、西北一带，可见当时马的重要性和功能可能尚未被北方民族认识到。总之，夏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是不可能有骑兵和车战的。最近有学者据《尚书·甘誓》认为夏启讨伐有扈氏时可能使用了战车，但也认为“使用了车的战争和车战并不完全相同。根据考古资料，直至夏未商初才出现青铜兵器，夏代初年的兵器应是以石质、木质和骨蚌质为主，与新石器晚期兵器相差应不大，夏初的野战方式仍应处于徒步混战的初级野战形态”（石晓霆、陶威娜《夏商时期的戈与野战方式浅说》，《中原文物》2003年第5期）。所以传说中的在夏以前发生的炎黄和蚩尤之战只能是一种手执棍棒、石器和弓箭的徒步混战状况，甚至就是一种贴身肉搏，而不可能存在一种长距离的奔袭和追击形态。如果战争规模较大，双方投入人力较多，还牵涉到武器损耗、体力消耗、后勤供给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原始战争一次战斗的时间也不会较长。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黄帝部落“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显然是根据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印象而对黄帝族作了一种想当然的描述，这可能在潜意识中导致后人将黄帝部落视为北方游牧民族（相关描写、论述很多，这里不必引述）。在新石器时代，如果黄帝部落为游牧民族，它只能是驱赶着猪、牛、羊到处放牧，如果撞上定居的农业民族或其他土著居民，这些猪、牛、羊很可能被农业民族或其他土著居民抢劫，就象商人远祖王亥在有易国的遭遇一样，而黄帝部落绝不会是骑在马背上到处抢劫、征战犹如成吉思汗那种形象。当然，认为蚩尤从长江流域打到中原，炎黄和蚩尤之战从中原或山东打到河北中部（即今人认为古书所说之“中冀”）以及冀西北，这些说法和推论无疑也是一种想当然的理解和认识，这甚至是将近、现代的战争模式推广给石器时代的炎黄和蚩尤们了。 由于新石器时代的战争与骑兵时代、战车时代和现代战争有别，所以要证明炎黄和蚩尤之战是否发生在冀西北或其他地方，我以为有两个基本条件必须考察：1、是否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异常死亡和埋葬现象，这种人口死亡和埋葬现象用通行的理论或规则不能给出圆满的或合理的解释或者这种人口死亡现象本身存在战争证据；2、与这种人口死亡和埋葬现象相关的考古学文化（或人群）是否能够吻合传说及文献资料中炎、黄和蚩尤之间的关系。后者是大前提，前者是小前提，只有这两个前提都满足，才能说明和证明炎黄与蚩尤之间发生了战争。反之，若炎黄和蚩尤之间的确发生了古史传说中那种惊人而惨烈的战争，其结果应该甚至必然满足两个基本前提。当然我们也可以变通一下，将传说中的炎、黄、蚩之战理解为是一个族群、文化对另一个族群、文化的征服、取代，而不一定是暴力行为以及有大规模的人口死亡（虽然据文献资料和传说，炎、黄、蚩之战应该是后一种情况）。事实上迄今为止冀西北一带新石器考古未有发现有一定规模的异常死亡和埋葬现象，所以我们只能从考古学文化与炎黄蚩之间的关系方面去考察，即目前可以而且只能考察大前提。如果大前提都不吻合，将来即使发现冀西北一带史前时代有大规模异常死亡和埋葬现象，那也不能说明它们与炎黄和蚩尤之间的战争有关。以下我们就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炎、黄、蚩之战是否可能发生在冀西北。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冀西北的南边是磁山文化，北边及东北部分布着兴隆洼文化，冀西北是这两种文化的交汇地带。目前在这一地区发现的相关遗存非常少，仅桑干河流域的姜家梁（包括于家沟）遗址发现有包含这两种文化类似因素的遗存（韩建业著《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第三章第一节，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虽然这两种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实际分布、交流、互相影响的情况尚不清楚，但可以判断，它们与炎黄和蚩尤之战是无关的：其一，兴隆洼文化主要分布于西辽河、大凌河流域及燕山南麓地区，磁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北中、南部，前者与晋南、豫西豫中及关中地区（与传说中的炎黄密切相关的地区）无关，后者与长江流域（即与蚩尤、苗蛮紧密相关的地区）无关；其二，新石器时代中期（约前7000年——前5000年）人口增长缓慢，原始人类有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象文献资料和传说中那种炎、黄、蚩大战的发生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也没有任何依据和理由将炎黄蚩的历史文化上推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在新石器时代未期进入龙山时代前后（距今5000年左右）及整个龙山时代，冀西北和周边地区以及整个燕山南北地区基本上进入一个文化“空白”时期，虽然这种“空白”也许只是一个假象，但研究者认为“当时农业文化极度衰弱却也无庸置疑”。有证据表明，“北方地区稳定的全新世中期气候最适宜期在距今6600年至距今5500年之间。从距今5500年左右开始，气候逐渐向干冷方向发展，至距今5000年前后落至低谷”。距今5000年左右，分布于冀西北以南的雪山一期文化午方类型和分布于冀西北以北的雪山一期文化小河沿类型的人们基本上放弃了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定居模式可能迁徙他处以谋求生路，而且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出现就可能与这种迁徙有关（韩建业著《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第三章第三节；韩建业《论雪山一期文化》，《华夏考古》2003年第4期）。冀西北及其周边地区“雪山一期文化”这种本土文化显然与传说中的炎黄和蚩尤们无关。有不少专家认为炎黄的历史文化距今5000年左右或4000多年，又据文献资料推断炎黄和蚩尤从中原打仗（或发展）打到河北中部进而至于冀西北，这便是阪泉之战、涿鹿之战，而且战争结束，黄帝还定都于涿鹿。定居于冀西北及周边地区的雪山一期文化的居民都因气候原因而迁徙他处，生活在黄河流域的炎黄和蚩尤们怎么还往那个地方发展或者打架往那个地方打呀？即使将来在冀西北地区发现一种较丰富的雪山一期文化之后的遗存，我们也可以断定，它和雪山一期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并非炎黄和蚩尤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文化与传说历史中炎、黄、蚩的基本面貌无法吻合，而且在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这个大框架中，它们不可能有炎黄和蚩尤那种影响力。在龙山时代晚期（距今4200年——3900年），北方地区（包括冀西北）的文化遗存基本上均属老虎山文化，这种文化南下对中原产生了很大影响（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第三章第四节），但它也不可能是所谓的“黄帝南下”（韩建业先生认为它与先周文化后稷族系有关），因为年代太晚。去掉两头，在冀西北地区考察炎黄和蚩尤之战重点应放在仰韶时代（前5000——前3000年），以下我们将几种主要的倾向性意见和看法作一简介、分析。 苏秉琦先生说：“在距今五、六千年间，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成熟型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压印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这两个出自母体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强生命力的优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它们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与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红山文化坛、庙、冢就是它们相遇后迸发出的‘火花’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跃发展的迹象。这是两类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组合而成的文化群体”（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22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1版）。他认为“张家口地区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而且指明五帝时代“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48页、161页）。类似苏先生这种意见将红山文化视为黄帝部族文化在学界还有一定程度的共识，如前述董立章、韩嘉谷等先生的意见（参见第2项证据或理由）。王大有先生也是这种认识：“……以长城燕山地区为重心的桑干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是黄帝族的聚居区。距今6500——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就是黄帝族大本营文化”（王大有著《上古中华文明》38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将红山文化及之前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之后的富河文化、雪山一期文化视为黄帝族系文化肯定存在问题，因为这些文化都没有南下中原腹地从而在中国传说历史中产生黄帝那种影响。虽然有学者认为豫北的大司空村类型和午方类型接近，午方类型又和小河沿文化接近，从而推测小河沿文化可能是大司空村类型的重要源头因而持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可能为黄帝族文化的观点（韩嘉谷《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关系变化和传说中的洪水》，《考古》2000年第5期），但这个推测将几种文化的年代关系搞颠倒了：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的起始年代距今约560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596页）甚至可能还要早（考古界曾经争论大司空村类型与后岗类型的年代谁早谁晚的问题，后者的年代距今6500——6000年），它比小河沿文化的起始年代约距今487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始社会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要早好几百年，所以小河沿文化不可能成为大司空村类型的源头。不仅如此，大司空村类型在仰韶时代也是一种弱势文化（比如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类型、大河村类型及大汶口文化相比），对黄河中下游同时代的其他文化形不成重要的影响，所以它不会是黄帝族文化。如果将红山文化视为黄帝文化，其与庙底沟类型在冀西北地区的汇合视为炎黄之战或黄帝战蚩尤，它与古史传说中炎、黄、蚩之间的关系也是相悖的，因为就红山文化与庙底沟类型而言，是后者对前者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不是相反。索秀芬先生最近指出：西辽河流域在距今8000——5000年间气候温暖湿润，有利于原始农业的发展，先后兴起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距今5000年前后的降温事件和几千年的农耕，尤其是红山文化以来的犁耕对植被的破坏，加剧了西辽河流域风沙活动，最终导致红山文化消亡，继之而起的小河沿文化人口密度大大降低，遭受自4800年前开始的降温事件的重创后，出现了文化断层现象（段天璟、刘艳《“居延考古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14日）。苏秉琦先生所说“北方区系”之辽西区无论如何与黄帝部族挂不上号（受黄帝文化影响是另外一回事）。 田昌五先生说：“太昊、少昊和蚩尤属古夷人集团，确切说是古夷人的宗神。其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自应是大汶口文化及其前身北辛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及其前身裴李岗磁山文化。炎帝是古氐羌之宗神，其在考古文化上的反映应是仰韶文化及其前身大地湾老官台文化。黄帝是北方古戎狄的宗神，其考古学文化虽不能确指，但由他联合炎帝打败蚩尤，南下中原，应该说在考古上已有线索。大司空村类型的分布区可达冀西北桑干河、大洋河流域，这是发人深思的”（田昌五著《华夏文明的起源》47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他虽然说明黄帝的考古学文化尚不能确指，但还是有一个倾向性的意见，将大司空村类型与黄帝文化联系起来，所以我们就沿着田先生的思路深入一下，看黄帝文化是否与大司空村类型相关，炎黄蚩之战是否可能发生在冀西北之涿鹿、阪泉。田先生认为，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第一期甲类遗存同四十里坡类型有关，是四十里坡类型的先行文化，而蔚县四十里坡类型遗存可归入大司空村类型系统，所以大司空村类型主要是继承从北方来的一种文化发展而来而同河北境内的磁山文化没有承袭关系，而且“新乡地区的一些材料还说明，大司空村类型是由北向南发展的，所以到新乡地区已近尾声了”（田昌五著《华夏文明的起源》47页、72页）。按照田先生以及一些研究者的认识，豫北冀南的大司空 村类型分布范围不仅与后岗类型有交错之处，而且深入河北更远一些，甚至它已到漳河、滏阳河、滹沱河、湾河以至壶流河流域了，而且大司空村类型的陶系以灰陶为主而兼有红陶、黑陶、白陶，所以田先生认为大司空村类型尚不能归属仰韶文化系统，以暂时存疑为好（田昌五著《华夏文明的起源》69页）。从田昌五先生对大司空村类型的分析看，它与黄帝为“北方古戎狄的宗神”，黄帝南下中原、黄炎蚩在冀西北发生战争的说法似乎很能吻合，涿鹿之战、阪泉之战发生在冀西北是可能的。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按田说，蚩尤属古夷人集团，是古夷人的宗神，其考古学文化应为大汶口文化及其前身。我们知道，大汶口文化早期局限于山东、苏北一带，其中、晚期始向西方扩张到达豫中乃至晋南，这是其主要扩张方向，所以蚩尤所属之“大汶口文化”不可能在冀西北与黄帝所属之“大司空村类型”发生战争。有学者认为大汶口文化早、中期遗存向北越渤海海峡传播至辽南，但是毗邻大汶口文化的大司空村类型却不见大汶口文化代表性器物，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任何渊源关系（韩嘉谷《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关系变化和传说中的洪水》，《考古》2000年第5期）。大汶口文化与冀西北之炎黄蚩战争无关，那么可以把蚩尤文化上溯至大汶口文化的前身北辛文化或后岗一期文化。按张忠培、乔梁先生的研究，后岗一期文化（即仰韶文化之后岗类型）与北辛文化紧密相关，是北辛文化的后断者而且广泛分布到冀西北、河套至张家口地区（张忠培、乔梁《后岗一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这两位的研究把“蚩尤”在冀西北现身的问题解决了，有利于蚩尤与黄帝在冀西北打仗这一说法。但是大司空村类型与后岗一期文化在年代上没有重合的地方，所以需把黄帝文化“大司空村类型”上溯至其前身四十里坡类型或北福地一期甲类遗存，黄帝与蚩尤才可能相会于冀西北。但这样一来又会产生许多新问题：其一，张忠培、乔梁两先生认为后岗一期文化与北福地一期甲类遗存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北辛文化”、北福地一期甲类以及界段菅H50等遗存为后岗一期文化共同的直接来源（张忠培、乔梁《后岗一期文化研究》）。这样一来，黄帝就不是“北方古戎狄的宗神”了，而是与蚩尤一样有着共同的祖先和文化渊源即“北辛文化”、裴李岗文化与磁山文化。黄帝与蚩尤之战的默认前提黄帝为北方民族、蚩尤为东夷民族自然消解。其二，田昌五先生认为“后岗类型的主要去向还是大河村类型”，虽然，“总的说来，后岗类型的来龙去脉是不甚清楚的”（田昌五著《华夏文明的起源》69页）。大河村类型比大司空村类型更加繁荣，这是没有疑问的。这意味着黄帝在冀西北战胜蚩尤后，蚩尤族反而比黄帝族发展得更好，而且蚩尤族进入中原腹心地带而黄帝族却只能在黄河以北地区发展、生存，这与古史传说的基本面是相悖的。其三，据现有考古发掘和研究可知，黄帝系文化“北福地一期甲类——四十里坡类型——大司空村类型”象是一条细线，蚩尤系文化“北辛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河村类型”象是一条粗绳，而炎帝文化“大地湾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则象是一条巨蟒（即使冀西北将来有更多的同期遗存发现，这种基本格局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这与古史传说的基本面也是相悖的。总之大司空村类型无论是否可以归属仰韶文化，它都不可能是黄帝战胜蚩尤后的黄帝族文化，炎黄蚩冀西北之战也无从说起。 韩建业先生依据徐旭生“三集团说”及相关的文献资料、考古学文化演变关系推定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为黄帝文化、半坡类型为炎帝文化、后岗类型为蚩尤文化，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为少昊族系文化。认为约当前4800年左右，半坡类型、后岗类型正式形成，半坡类型开始逐渐扩展到陕西大部乃至于鄂尔多斯地区西南部并向东北方向拓展，后岗类型同时也向西发展，“二者在内蒙古中南部、晋中乃至于冀西北一带碰撞并融合，形成仰韶文化鲁家坡类型。若从细部来说，鲁家坡类型中后岗类型的因素似乎要更强烈一些。这大概就是炎帝和蚩尤冲突并以蚩尤略占上风的真实反映”。到前4200年左右，晋西南土著文化受到半坡类型影响形成庙底沟类型的 前身东庄类型，这可以解释炎黄同源且其兴盛期早晚有别的说法。东庄类型向西在关中使原半坡类型的发展方向发生变化，使其进入晚期阶段，这便是炎黄之间的关系，表现得较为平和。东庄类型“向东北使原属后岗类型的冀西北和晋北区文化演变为地方特征浓厚的马家小村类型，表明黄帝族系的触角虽已伸至涿鹿一带，但蚩尤的势力还尚未退出。向东影响最小，显然与后岗类型的顽强抵制有关”。到前4000年左右，庙底沟类型正式形成，“这时冀西北遗存已可归入白泥窑子类型，河北平原地区除磁县钓鱼台等少数与庙底沟类型近似的遗存外，大部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表明不但涿鹿一带已归属黄帝，而且其势力已扩展到太行山东麓；河北平原的文化发展受到严重破坏。这应当正是涿鹿之战后的具体表现。后岗类型所代表的黎苗集团被迫大部南迁，抵达江汉东部地区者终于留下了边畈早期一类遗存”，这类遗存即屈家岭、石家河三苗之前身（韩建业《涿鹿之战探索》，《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我认为韩先生这种框架比较合理、牢固，但它与传说中的炎黄蚩大战还有一些差异：其一，古代文献和神话传说说蚩尤为炎帝之后，二者俱为“牛首人身”姜姓。我理解炎帝、蚩尤之争应该是一个族群内部的争斗，所以我认为后岗类型系蚩尤被杀后蚩尤族人从渭水流域逃亡至豫北冀南再与土著文化相融而至。后岗类型的起始年代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约在前4500年（即《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确定的年代），如丁清贤认为后岗类型年代距今6500——6000年（丁清贤《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来龙去脉》，《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张忠培、乔梁主张后岗一期文化的绝对年代距今6400——5900年（张忠培、乔梁《后岗一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示意图”约为前4600——前3900年（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之演变》，《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西水坡45号墓的年代与此是相吻合的。如果没有蚩尤族自西而东的这种逃亡，后岗类型与半坡类型似乎构不成古书上说的蚩尤与炎帝那种关系。其二，按韩建业先生研究，半坡类型与后岗类型汇合之鲁家坡类型主要 分布在“鄂尔多斯——晋中”一带，而冀西北同期遗存以四十里坡H8为代表（韩建业著《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第三章第二节，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我认为半坡类型与后岗类型这种关系尚不能说明炎帝与蚩尤“在涿鹿附近相遇而发生激烈冲突”一事。如前所述，半坡类型和后岗类型时期尚不存在“马背上的民族”，两类型的居民都应是定居的农业民族。如果冀西北涿鹿之战、阪泉之战与半坡类型、后岗类型在北方交汇有关，那么冀西北一带应该有明显的这两个类型共存的文化遗存，当然目前这一点还得不到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支持。其三，晋西南东庄类型北上在晋北和冀西北受到后岗类型影响演变为马家小村类型，这一现象可以解释为黄帝与蚩尤相遇于冀西北，但黄帝（东庄类型——庙底沟类型）与炎帝（半坡类型）的关系却不能吻合冀西北“涿鹿之战”，因为半坡类型的遗存并不见于冀西北。其四，后岗类型的典型遗存在豫北冀南，半坡类型的典型遗存在关中，二者相遇于“鄂尔多斯——晋中”地区形成鲁家坡类型以及东庄类型、庙底沟类型北上直至冀西北后岗类型原来所在，这种炎帝与蚩尤的关系、黄帝与蚩尤之关系怎么看都象是一场战争的外围接触，似乎形不成古史传说中炎黄蚩那种大战氛围（因为不可能是炎、黄、蚩三个族群长途跋涉至冀西北打仗，然后又各回各的根据地）。总之，笔者同意韩先生对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后岗类型族属的认识，但冀西北“涿鹿之战”（或阪泉之战）尚难以成立。 如上所述，根据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和研究可知，黄帝部落既不可能是北方民族，也不可能是司马迁所说那种“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的游牧部落（即使“北方区系”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的居民也是以农耕定居为主），所以习惯说法“黄帝为北方游牧民族”可以说是双重错误，在这种潜意识影响下去探索“五帝”的考古学文化或炎黄蚩之战很容易出现错误判断。 （感谢韩建业先生惠赐大作《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和《涿鹿之战探索》，使笔者对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并试探从考古学的角度考察冀西北一带是否为炎黄蚩大战所在） “炎黄大战”论证约写20万字，正修改中。由于作者涉猎有限，不能掌握所有从考古学角度进行的相关研究，所以欢迎专家们提供相关研究成果，也欢迎读者和专家批评、讨论，尤其欢迎考古学家从考古学的角度提出的质疑或帮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