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以在秦人的价值观上，功利主义的特征十分明显，与儒家提倡的重礼义道德大不相同。《汉书·刑法志》这样描述秦国：“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皆干赏蹈利之兵，庸徒鬻卖之道耳，未有安制矜节之理也。”《荀子·议兵》也有类似的话：“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即狭隘)，其使民也酷烈。”颜师古注《汉书》和杨倞(jing4)注《荀子》，都解“狭隘”为地势狭小险固，但郝懿行《荀子补注》、王念孙《读书杂志·荀子第五》认为“狭隘”在这里指秦国人民生计穷蹙。而商鞅之法又规定“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在这种政治下，秦人社会养成了十分明显的功利色彩，其生活节奏和社会风气里显现出“急促”的特征，与齐、鲁等地“舒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整个社会形成了“贪狼强力”的风俗，无疑，商鞅变法对秦俗的这种改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秦人著述的《秦诗十篇》，王照圆《诗说》论云：“秦晋诗音节皆入商声，殊少大和元气之妙。而秦尤雄厉，或以为水土使然。然溯其始，秦固周岐丰之地也。二南之作，为王化始基，周若彼其和平，秦若此其猛厉。何欤？且帝王不易民而治，彼强悍战斗之俗，独非忠厚仁让之道欤？此无他，古今之异宜，则政教之殊致也。”又曰：“秦晋之风多剽急，而少舒缓之体。与齐音正相反。”李斯说秦的音乐也是“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具有简单粗犷的特色，与郑、卫之音的靡丽也大不相同。 秦的文字和东方六国的文字虽然原都是从西周文字发展而来，但其后的发展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到战国中晚期以后，虽然六国各国文字也表现出了地域上的差异，但与秦国的文字相较，基本上仍是一个系统之内，而秦国的文字却独成一系。秦国统一天下以后，在全国强制推行秦国的文字，而东方六国的文字就只残存于汉代发现的“古文”经中了。（汉代学者后来对“古文”经的研习和推崇，是否是对六国文化复兴的一种努力？）（有关战国文字，可参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中华书局1989） 与六国相比，秦人的宗教水平始终维持在一个低层次上，世俗性很强，十分关注自我，日常生活神占有重要地位，与东方国家注重崇尚祖宗神的特点很不一样，这在1974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中表现得很明显。这种东西方国家宗教上的差异尤其在秦与东方的齐、鲁之间较为明显，从《汉书·郊祀志》看，天下神祠绝大部分都集中分布在关中和齐鲁两大地区，在宗教上形成了不同的两个体系。 近年来，已有学者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揭示秦文化的特征及其与其它六国文化的差异。由于地域不同各国文化上存在一些差异并不奇怪，不仅秦与六国之间存在差异，即是六国彼此之间也不例外。但秦在制度、思想学术、语言文字、宗教意识上与六国存在的这些差异，却表现出了强烈的对抗性，我们已很难仅从区域文化的角度去审视这种差异。东方六国之间由于区域不同而产生的文化差异，却没有表现出如此明显的对抗性。秦在战国时期文化上的变异及其发展，较之仍保有周之传统的东方六国文化，已走向了一条不同的路，它在制度、价值观、文字等等方面新的发展，已不被保留了较多周制的东方文化所接受容纳。 “虎狼之秦”的观念之所以产生于战国晚期，正是秦的势力不断东侵已成吞并之势，六国对秦在军事和文化上的扩张产生恐慌的表现，它促使六国联合起来并采取措施进行军事和文化上的对抗。 六国在军事上的抵抗随着秦统一天下而以失败告终，但东方六国与秦在文化上的这种冲突和对抗，并没有随着秦灭六国而消解。统一天下后的秦在实施各项制度、政策方面，都对原来东方六国的文化施行压制与征服。（都造成了事实上的对原东方六国的文化压制。）秦统一后，在帝国内整齐度量衡、文字、货币、律令，对社会的发展虽有利，实则是以秦的文字作为全国的规范文字而废除了六国的文字，以秦的度量衡统一六国的度量衡，以秦的货币作为全国的通行货币，以秦律作为全国的律令的基础。其实质是把秦国的制度推广到全国，以秦的制度来取代六国的制度。所以有学者说，“秦始皇统一后采取的各种措施，从文化的角度看，实际上就是以秦文化取代、消灭六国文化的文化征服措施。”“虎狼之秦”语已成谶，原来的六国地区现在面临被强制接受一个不同的文化体系。 不仅如此，近年来学者还注意到，秦在统一六国后，对关中秦国本土和关东六国故地，实行着不同的政策，秦统一后的行政制度总的说来是以秦人对关东地区的征服、压迫和奴役为前提的。秦把天下兵器聚之咸阳加以销毁；又把六国富豪十二万户也迁至关中咸阳，这致使关中后来十分富庶，《汉书·地理志》载：“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十六。”（P1646）而承担秦帝国繁重徭役的却主要是关东六国人，这已被秦始皇陵的考古发掘所证实，从赵背户墓葬群出土记载死者籍贯的瓦文和相关文献看，修建始皇陵的大批服役人员，都是从原山东六国诏调而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