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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压制和征服引起了六国故地普遍的敌对和反抗，它是战国晚期以来六国与秦对抗的延续，并且可以说在秦王朝短期的统治时期内，一直都隐存着这种与秦对抗的情绪。这些反抗力量主要活动在关东地区。公元前218年始皇东巡途中，在博浪沙遭到韩国旧族张良的狙击，因击中副车未果，主事者张良在秦灭韩后，曾把全部家财用来求客以刺秦王，为韩报仇；公元前211年，又有人在东郡的陨石上书写：“始皇帝死而地分”。这种隐藏在关东六国故地的对抗力量，秦始皇应该有所注意，也许他的四次出巡关东与此不无关系。 秦末的反秦起义，大部分也发生于关东地区。陈涉起义后，“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武臣自立为赵王，魏咎为魏王，田儋为齐王。”各国联合反秦的局面，和战国晚期六国对抗秦的局面出现了惊人的相似。在秦末，起义者犹能凭战国六国之旧名号召天下，可见秦虽统一天下十三年，但山东六国的反秦情绪依然一直潜存，所以司马迁在叙述此事时，说这些反对者是“合从西乡，名为伐秦”。 六国反秦情绪的长期存在，仅用政治上的原因来解释也是不够的。大凡使一国一朝屈服，在政治和军事上较为容易，而在文化上却相当困难，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事。被目为“蛮夷”和“虎狼”的秦国，统一天下之后禁绝《诗》、《书》百家之学，企图用秦国文化统一全国的文化（也就是要以一种新的吏治文化来替代六国的礼治文化），做得似乎并不成功。事实证明，在秦统一的这十五年里，秦并没有能够实现文化上的统一，六国固有的文化并没有被征服或消灭。 所以我们看到，在陈涉首事率众与秦对抗时，齐、鲁的儒墨缙绅作出了热烈的反映，他们负孔氏之礼器、《诗》、《书》，往归陈涉，委质为臣，孔子的后代孔甲还做了陈涉的博士，最终与陈涉同死。对齐、鲁儒学缙绅之士来说，陈涉反秦为何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史记》的解答可能一语中的：“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而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实际上，齐、鲁儒士对秦可能积怨已久。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不久，东巡郡县，曾召集齐、鲁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泰山下，诸儒生对始皇的举动多所讥刺，始皇甚为不满，“由此绌儒生”，并且在梁父举行禅礼时竟然采用秦国祭祀上帝的礼仪，还不让诸儒生参与封禅之事。诸儒生对此颇为怀恨，后来故意讹传始皇封禅之事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后来在秦庭称说《诗》、《书》主张封建的秦博士淳于越，也是东方齐人，但始皇否决了他的提议而采用李斯的意见，焚天下《诗》、《书》、百家语，焚毁六国史书尤其剧烈。后来被始皇坑杀的诸生，据公子扶苏讲也都是“诵法孔子”的六国之士，所以儒生皆责骂秦始皇“诛僇文学”。秦虽置博士七十人，也多是“备员弗用”，而“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 对秦一味严刑峻法缺少仁恩的统治策略，汉代学者在论及秦亡原因时多有批评，如博士贾谊批评秦政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陆贾也认为秦亡在于“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他告诉刘邦说：“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他们的观点，在汉代学者中是较为普遍的，尤其是在儒家学者之中。 但遗憾的是，汉朝的建立，并没有能够使齐、鲁儒士在天下反秦成功后得以出头，原因很简单，因为汉建国之时继续承继了秦制。汉初刑法的酷重和刘邦本人对儒士的轻视，在史书中不乏记载。 钱穆认为，汉初虽尚黄老无为，但继而主申、韩法律，“学问文章非所重”，在汉初，文学（即习儒家典籍之士）与商贾、游侠，都是政府予以打击的。所以“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后来这些事被汉武帝平定淮南、衡山时作为一个罪证，在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8年）四月所下的诏书里说：“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这里的“修文学”即修经术。这里所说“聚于江、淮之间”的仍是“山东儒、墨”，大部分即是齐、鲁之士，他们在朝廷不被用，即效力于当时容纳他们的王国。 持东方之学的齐、鲁儒士对秦制的斥责以及对汉制隐晦的批评，在西汉一直没有停止。他们的努力在武帝时已部分取得成就，但东方儒学的真正复兴（这是一种经过变通的儒学），齐、鲁儒学在全国占绝对的优势，却是在西汉晚期昭帝至成帝期间。这在昭帝始元六年（BC81）举行的“盐铁论”中已有明显的透露，这次会议召集了当时各地六十多名“怀《六艺》之术”的贤良、文学，借论盐、铁来“舒《六艺》之风”，其倾向性是较明显的。在会议上，很多内容是围绕着批评秦政而展开，儒学之士主张儒学礼治的重要，而以桑弘羊为主的御史、大夫则崇尚商鞅之法、看重法治的作用。这次争论，我认为仍是儒学之士对隐含在汉制之中的秦制的对抗。从“盐铁论”会议的召开，以及《盐铁论》一书中所载的大夫与文学辨论的过程，和该书的行文和标题看，这次辩论的结果，似乎是代表儒学的文学一派占了上风，书中常在文学一派辩论之后有意记载“御史默不对”、“大夫默然，视其丞相、御史”、“御史默不答也”、“丞相史默然不对”等等，当然这和执笔此书的作者桓宽是儒学之士有关。 由于儒生革除秦制、排斥秦文化并发扬齐、鲁文化的不断努力，在汉代终于出现了几次更化秦制的举措，如汉武帝的“太初改制”，汉成帝时罢废雍五畤，建立南北郊，这些“更化”，使得承秦制而来的汉制，在以后的不断发展中成为一种周制、齐、鲁制与秦制的混合。 综上所述，可见，“虎狼之秦”的称呼，是起于战国晚期东方六国对秦国军事和文化上的对抗。尤其是六国对秦国文化上的抵制和对抗，随着秦统一天下对六国故地实行文化征服而继续存在，并因为汉承秦制而一直延续到西汉，直到东方儒学复兴。这也就是为什么秦的军事威胁消失之后，“虎狼之秦”的观念还一直延续到汉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