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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人们就在这样的冤冤相报、互相仇杀中演绎着历史。故事中的主人翁伍子胥之所以作《兵法》，主要目的就是要为自己复仇，为君王夺天下。不过，伍子胥的这部兵法估计并没有上呈吴王，而由其家人带往了齐国。另一位助勾践谋取霸业且功勋卓著的越国大夫文种，向越王上呈了自己所著《九策兵法》的部分内容，其下场也同样悲惨。据史籍记载，越取得灭吴之战胜利后，大夫范蠡颇识时务，功成身退，居陶为商。文种不以为然，居功在朝，很快被小人在越王面前谗言，说文种以谋略使越王称霸，如今官位依旧，封地未增，怀有怨望之心。勾践本就有所猜忌，加上在派军征讨鲁三桓等国事方面又与文种产生分歧，一天勾践厉声责问文种：“你自称《兵法》计谋有九术之策，过去只用了三策，还有六策为什么不拿来用呢？”文种听其口气，内含杀机，祸将临头，悔不听范蠡之言。果然，勾践赐剑，令其自裁。文种叹道：“后世忠臣一定会以我为鉴吧。”遂伏剑自尽。 春秋是一个新旧社会转型的时代，经济文化诸方面颇显活力，然而政治运作却更为惊险诡诈，《兵法》的产生与运用可谓文化的缩影。《孙子兵法》开头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意思是，兵法之道，是命令民众要与君王的意愿保持一致，所以，可叫臣民为君王死，为君王生，而不怕危险。此类兵法之“道”，实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政治权术。所以说：“兵者，诡道也。”强调“兵不厌诈”，使得中国政治日益沦为一种充满阴谋诡计、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残酷游戏。“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在使人屈服，核心在“上兵伐谋”。就是谁阴险、狡诈、残酷而不择手段，谁就能使人屈服而获胜。由是，政治主要是政客权谋的暗箱操作，而没能创造光明磊落的公平规则。兵法著述的繁荣，不但说明战争的惨烈，更使权谋政治盛行，此后数千年中，以兵法权谋为核心的政法文化笼罩着中华大地。 兵法文化的主要内容就是阴谋权术，所谓兵不厌诈，利而诱之，乱而取之等等，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孙子兵法》不断强调：“兵以诈立，以利动”。表面上看，策略、计谋也是一种生存艺术，然而，实质上是不讲什么公平规则的掠夺，是你死我活的血腥屠戮，目的在消灭敌手，独享权力。它与法治文化、商道竞争基本背道而驰，后者讲究的是在公平契约上的双赢甚至多赢，很多时候，对手是可以共存的，甚至是必须互存的。所以，阴谋型的兵法文化与公平规则的法治文化、市场经济的商品文化无法相容。《孙子兵法》分《计》、《谋攻》、《九变》、《用间》等多篇，特点是为了取胜可不择手段、欺诈谋变，水无常形而蔑视规则。历史上，国与国之间背信弃义、朝三暮四，十分常见。官府里深藏权谋，生意场中也尽是陷阱，整个社会几乎无诚信可言。军事兵法文化的繁荣，必然是契约协商文化的没落，那种不讲规矩、不择手段的政法风气潜沉为一种有毒的文化基因。 中国数千年的权力争斗中充满勾心斗角和各种风险，表面上看也是以智取胜，实质上就是兵法权谋的手段比拼。哪个能用阴谋诡计和军事强力获胜，它不仅获得最高权力，也会得到民众的顶礼膜拜。中国人所崇拜的英雄，许多都为帝王将相中的权谋奸雄，如秦皇、汉武、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兵法文化表面上注重人和，争取人心，实质上只把人当作权谋战争的工具，过程中不但充满了对敌人的屠杀，也基本不把自己的士兵当人，蔑视生命的非人主义实为兵法文化的基石，标志着国人互相残杀技巧从实践提升到理论阶段。兵法成为野心家用暴力夺权、维持统治的主要工具，成为传统胜王败寇游戏的杠杆，军队成为统治“合法性”的核心。我们承认，中国古代的《兵法》对战争有相当精辟的分析、细致的策划、出色的计谋……但它毕竟是在为大量“不义战”的杀人游戏作指导，许多能人将智慧用在这方面却没有多少羞愧之心。尤其令人深感悲哀与恶心的是，如今许多国人还在赞赏兵法文化，津津乐道那数千年中牺牲了无数无辜冤魂的残酷战争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