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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攻灭周边小国，消除侧翼威胁，巩固楚国后方。庄王即位之初，楚国因自然灾害发生严重饥荒。公元前611年，戎、蛮小国乘机叛乱，楚国侧翼受到严重威胁。“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今湖北房县南），师于大林（今湖北荆门西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今湖北钟祥境内）。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今湖北枝江市境内），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或认为阪高位于今湖北当阳市东北的长阪附近）。蒍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随后，楚庄王采取分化瓦解、“擒贼擒王”、佯败骄敌、“分进合击”的战法，集中力量打击庸国，并采取外交手段，联合秦、巴两国军队，一举战胜实力较强的庸军，于是“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13]是役楚庄王不仅使楚国转危为安，声威大振，而且消除了来自侧后的军事威胁，巩固了后方，得以全力与晋争夺中原霸权。 3、观兵周疆，问鼎中原。在春秋时期要成为诸侯列国公认尊崇的霸主，必须军事、政治、外交手段三管齐下，通过盟会等形式，首先控制以周天子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国家（郑、宋、许、陈、蔡、曹、卫等国），迫使其归顺依附，纳贡臣服。楚庄王要想取晋国的霸主地位而代之，也须遵循此道。为了实现历代祖先“观兵中国、北上争霸”的战略目标，楚庄王在稳定内部、巩固后方、实力增强之后，即开始出兵中原，攻伐陈、郑等中小国家，迫使它们背晋从楚。为了使这一目的能顺利实现，楚庄王还加强了外交攻势，以孤立晋国，争取郑、宋诸国屈服。具体的做法就是联秦盟齐，结好吴、越，团结鲁郑等中小国家，使晋国陷于两面作战的困难境地。事实证明，楚庄王这一北进战略收效甚大，它使得陈、郑、蔡等国多次叛晋附楚，晋国对中原的控制力大大削弱，其霸主地位岌岌可危，而楚国在战略上日益处于优势主动地位。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借出兵征伐陆浑之戎（在今河南嵩县及伊川县境）为名，公然陈兵于周天子都城洛邑郊外，向周天子使臣询问九鼎之轻重。“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14]并声称“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15]九鼎是天子权力的象征，庄王此举，意在显示楚有席卷中原、号令天下的实力，尤其是要展示楚国的先进武器和战略物资——铜兵器与铜资源。并试探晋国等中原诸侯国的反应。但王孙满一番明主“在德不在鼎”的理论很有说服力，于是庄王引兵而退。 4、反复争夺，决战致胜。楚庄王观兵周疆后，因“郑即晋故”，而移兵“侵郑”。此后，晋楚争夺郑、陈、宋国的拉锯战连年发生，其中尤以争夺郑国为首要任务。为此，从公元前606年至公元前598年的八年中，楚七次攻伐郑国，在对晋斗争中逐渐占了上风[16]。这是因为，控制了郑国，等于占据了中原腹心，进而可以封锁黄河，阻止晋国势力南下，所以，楚庄王的大多数军事行动，都是围绕着与晋国争夺郑、陈、宋而展开的。而处于晋楚争霸夹缝中的郑、陈、蔡等小国，也只有采取“墙头草，随风倒”政策，楚强则服楚，晋强则服晋，“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但这种长期拉锯战局面的存在是楚庄王所不愿看到的，楚国只有直接战胜晋国才能夺得霸主地位，而晋国也不甘心丢掉中原霸权，晋楚双方的一场战略决战在所难免。公元前597年春，楚庄王以郑附晋叛楚为罪名，亲率大军伐郑，就此拉开了晋、楚邲之战的序幕。在这一决战中，楚军利用晋军内部分歧，指挥无力等弱点，适时出击，取得了胜利，使晋军受到重创，从而一洗城濮之战失败的耻辱。接着，楚庄王进兵衡雍（今河南原阳县西南），在那里以胜利者的身份修筑楚先君宫殿，举行祭河仪式和祝捷大会，然后撤军凯旋。公元前595年，楚庄王乘邲之战胜利之余威，再接再厉，兴兵伐宋，进围宋都，晋不敢救，认为“天方授楚，不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17]楚围宋达9个月之久，宋被迫降楚。与此同时，齐、鲁等国也遣使与楚通好。至此，楚国北进中原之势达于鼎盛，几代楚人“观兵中国、争霸中原”的战略目标终于完全实现，楚庄王无可争辩地跻身于史所称道的“春秋五霸”之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