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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场上的各级将吏，享有相当大的杀罚权力，称为“将诛之法”。依此法，什长可诛杀什中之人，佰长可诛杀什长，千人之将可诛杀百人之长，万人之将可诛杀千人之将。左右将可诛杀万人之将。大将军可诛杀任何将领。在春秋以前诛杀地位较高的将军，权力操在国君手中。至战国时，这种情况改变了。军中一切生杀大权悉由大将掌握。战诛之法是列国保证军队服从长官，全军服从大将的有力法规。 其二，出现了常备军营区刑罚条令。 春秋以前实行民兵制度，军队无常驻营区，自然也就谈不上常设营区刑罚条令。战国时，随着常备军的出现，常驻营区刑罚条令也应运而生。 据《尉缭子·将令》，大将颁布发兵命令后，在国门外“期日中设营”，将士必须按时报到，届时不到者受刑罚。将军入营后，即“闭门清道，有敢行者诛，有敢高言者诛，有敢不从令者诛”。 在军营中，前后左中右各军都有专门的营地，以行垣相别，不准逾越。在一军之中，将帅、佰也各有专门营地，以沟渠相别，禁止随便通行，违令者受罚。 在营区的纵横道路上，每120 步，设一标帜，派人分段把守。凡在营区通行须持有将吏颁发的符节，否则不准通行。军中采樵、放牧者出入军营要排成队列。军吏出入营区不持符节，士卒出入营区不排成队列，一经发现就地诛杀。这就有效地保持了营区的井然秩序。 在行军中所建的临时营地，也要“左右相禁，前后相待，垣车以为固”。对有逾越界线、扰乱驻地者，一律诛杀。 常备军对于自己的防区，要划分地段委派专人誓死坚守。 其三，充实和发展了军事训练中的刑罚法规。 在春秋以蒐狩活动为特点的军事训练中有一套“诛后至者”，斩“不用命”者的刑罚条令。但这些条令很简要。战国则不然，军事训练主要已转移到军营中进行。其方式是：先伍后什，先什后卒，先卒后伯，最后由大将总其成，形成了“兵教之法”。在训练中无论哪一环节出了毛病，都构成“犯教之罪”。“兵教之法”的特点是“明刑罚，正劝赏”，奖优罚劣。要求教练者做到“令民背国门之限，决死生之分，教之而不疑”。 教练的成果要经受实践的考验。据《秦律杂抄·除吏律》说，发弩啬夫经训练后射不中靶，罚负责教练的尉二副甲，罚发弩射夫二副甲并免职，另行委任他人。驾驺（驭寺）已任用四年，但仍不能驾车，罚教练者一副盾，免驾驺职务，并补偿四年徭戍。战士在临阵时畏葸不前，不能“尽死于敌”，就要惩处平日教练士卒的各级军官。军官对于训练结果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其平日对训练要求之严，也就不言而喻了。 什伍的教练因陋就简进行，“以板为鼓，以瓦为金，以竿为旗”。对违令者，加“犯教之罚”。卒、伯的训练是军事训练的中期阶段，其程序与什伍训练大致相同。大将的训练是军事训练的最高层次，在中野进行，摆成阵势，“去百步而决，百步而趋，百步而骛，习战以成其节”。违令者，以犯教之罪论处。 经过严格训练，要求部队成为“守者必固，战者必斗”的铁军。 其四，军中什伍连坐法更加系统化。 军中的连坐法起于夏殷。据《尚书·甘誓》、《汤誓》，凡违犯军令者除自身遭受杀戮外，家属也要被罚做奴隶。但连坐的对象都与罪人有血缘亲属关系。对于非血缘关系的什伍连坐滥觞于春秋，春秋时列国军中即有：“不死伍乘，军之大刑也”的规定。 战国时军中连坐法系统化的表现，一是军中士卒以伍、什、属（五十人）、闾（百人）为单位实行连坐。凡属同一伍、什、属、闾的战士，有一人“干令犯禁”，如未得到揭发，整个伍、什、属、闾成员全部连坐，与犯禁者同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