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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就是鞭打。城濮之战时，楚将子玉治兵曾鞭打七人。 抶，是杖击。春秋时，楚左司马文之无畏曾“抶”宋君的车夫。 贯耳，是以矢穿耳，战国时改称为“射”。楚子玉在治兵时，也曾“贯三人耳”。 墨，即黥，是在人面颊上刺字后涂以墨。据《周礼·条狼氏》说，这是制裁军中小吏违犯誓命的一种刑罚。 财产刑，古称“赎刑”，是以罚金抵罪。据周金《师旅鼎》铭文，周初成周八师统帅白懋父曾判处不服从王命的师旅众仆交罚金“三百寽（lǜ，音虑）”。《国语·齐语》载，春秋时齐桓公曾下令：判重罪者可以犀甲一戟赎罪，轻罪者可以鞼盾一戟赎罪，小罪者以金赎罪，要求诉讼的交12 矢，才能立案。据《尚书·吕刑》，周代判定墨、劓、剕、宫、大辟五刑赎金的数目，分别是“百锾、二百锾、五百锾、六百锾、千锾”。 自由刑。周代军事刑罚中的自由刑，主要是剥夺犯罪将士家属的自由身份，罚作奴隶。据《国语·吴语》，越王勾践对犯罪的将士，就实行“斩”其身，“鬻”其妻子儿女的严厉惩罚。这与夏殷周三代的“孥戮”，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流刑，就是流放。周初，蔡叔因参加叛乱被“以车七乘，徒七十人”流放到边地。春秋时，晋曾流放军犯“胥甲父于卫”。 周代实行的是奴隶制专制统治，君权大于军法。因为君是“礼乐法度”和“五刑”的制作者，又是最高执法人。所以军法的执行与否受君权的制约。这种情况必然造成执法上的“畸轻畸重”现象。如晋魏犨与颠颉同犯违命罪，但在量刑时，晋文公因爱魏犨之才，所以只杀颠颉了帐。又如晋赵穿与胥甲均不服从军令，但因赵穿是中军帅赵盾的“侧室”，晋君的女婿，所以胥甲被处以流刑，而赵穿却逍遥法外。这种君权超越于军法的现象，后来也成为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军事刑罚的特点。战国时期军事刑罚发展的更为完善，而且在性质上也发生了转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战场上军事刑罚条令更加完善。 战斗编队条令是构成战场上军事刑罚的组成部分。这种条令，《尉缭子》称为“经卒令”。它规定：“左军苍旗，卒戴苍羽；右军白旗，卒戴白羽；中军黄旗，卒戴黄羽。”各军具有不同的旗帜、羽志，主要是为保证部队的整齐划一，兵将相识，以利于指挥。《经卒令》又规定：“卒有五章，前一行苍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黄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分别置章于前、项、胸、腹、腰。每军的战斗行列又用不同的徽章相区别，这就保证部队在战斗时行列不发生紊乱。如果有“亡章者”、“乱先后”者，都要受到军法制裁。 统一军中号令是战场上军事刑罚的又一重要内容。在军中，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有妨碍执行军令的，一律诛杀。“军无二令，二令者诛，留令者诛，失令者诛。”金鼓旗铃是将军指挥全军的工具，各有各的用途，如“鼓之则进”，“金之则止”。 在战斗中，“鼓失次者有诛，喧哗者有诛，不听金鼓旗铃而动者有诛”。保证军中号令的统一，是克敌制胜的必要条件。 束伍令是战场上军事刑罚的核心内容。据《尉缭子·束伍令》说，在战场上同伍战士有阵亡的，其他人必须杀死如数的敌人来抵偿，否则即处以“身死家残”的重罪。伍长、什长等下级军吏阵亡，也必须杀死敌方的伍长、什长，否则全伍、全什都要论罪。若将领阵亡，则应杀死敌将。如未能杀死敌将，即处其部下以临阵脱逃罪。倘若大将战死，其部下将吏职在五伯长以上未战死者，“大将左右近卒在阵中者”，一律构成死罪。其余军卒“有军功者夺一级，无军功者戍三岁”。 对在战场上战败、逃亡或投敌的将领，“命曰国贼，身戮家残，去其籍，发其坟墓，男女公于官”。吏卒在战场上战败、逃亡、投敌，“命曰军贼，身死家残，男女公于官”。“身死家残”就是杀头抄家。“男女公于官”，就是鬻卖家属为官奴隶。秦将樊于期战败逃到燕，秦国就抄杀籍没了他的“父母亲族”，并悬赏“金千斤、臣万家”购求其头颅。对于临阵脱逃的士卒，后续部队一经发现可以就地诛杀。“卒逃归家一日，父母妻子弗捕执及不言”，构成包庇罪，与逃兵同罪。对已上报死亡但又活着回来的士兵，要夺其军爵，惩罚其同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