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提到商鞅的魔术，都是全盘肯定，赞誉有加。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峰。“文革”后期，为了配合“评法批儒”、“批林批孔”的政治需要，把商鞅抬到吓人的高度，甚至于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今天纪念商鞅，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商鞅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成就已如上述。但是，如果只用单一色调涂抹他，则有碍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毋庸讳言，商鞅的措施当中，也有一些很不足取。 古人与今人，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对于愉悦和痛苦的感觉有相通之处。商鞅实行“法西斯”连坐制，试问有谁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中？ 商鞅彻底压制任何不同意见，要全国人都变成哑巴。为了不让人说话，甚至将赞扬改革的人也发配到边远之地，岂不是一种病态？司马迁批评商鞅这种政治风格是“刻薄、少恩”。联想起早于他200年的郑国子产“不毁乡校”，支持舆论监督的改革，不禁令人感叹。商鞅的病态作为，对后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四人帮”神化商鞅，就是例证。 商鞅主张愚民，不许老百姓听音乐，也不许自由迁徙。他说，假如人民愚昧，不追求知识，就会一心一意种地。商鞅烧诗书，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术自由黄金时代开始沉没的先兆。后来发生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国人思想空间几乎丧失。从长远效果来看，这是中国长期停滞不前，创造力贫弱，现代化进展迟缓的重要原因。 商鞅变法中的税赋改革，主要是把按田亩征税改为按人口征税，并加重徭役和兵役负担。《商君书·垦令》说：“收取人口税，加重他们的徭役，那么懒惰的人就没办法了，必须尽力开荒种田。” 关于当时秦国人生活的状况，一直存在着不同说法。《中国秦汉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对于商鞅改革之后秦国的赋税有一个计算，可供进一步研究参考。当时实物剥削量（商鞅时期秦国还未使用钱）占农民总收入2/3，劳役至少占农民劳动时间的1/7，全部剥削量约占农民总劳动量的4/5。所以当时国家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但农民日子并不好过，不像“四人帮”在“评法批儒”中所宣传的那样，人民“发家致富”了。商鞅的目标，是为了实现霸业而建造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这一点，他做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没多久就覆亡了，为什么？根本原因是人民承受不了秦朝统治集团残酷的压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