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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的历史条件，概括地说由以下四个因素所决定： 一是文明时代的物质生产方式及经济形态的变革，推动了中国社会在氏族制解体的基础上发生了全新的变化； 二是由古代分立的城邦制政体向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演进，它体现了中国居民民族共同文化心理大融通的巨大威力和攻坚意志，是中国城邦史发展的逻辑结果； 三是古代自由民民主政治和文化学术的全面昌盛，为实现中国统一大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政治活力和思想策略依据； 四是在战国的激烈冲突中，秦政权中的优秀历史人物为建功立业，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开创了诸多优越条件。 秦统一六国是以铁制生产工具为代表的新的文明生产方式和古代商品经济初步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里，生产工具的革命为人类食物无限制增加的可能提供了客观保证，从而使中国人口猛增到了 2500 万之众，大国的军力保持到 100 多万，这就是七国趋向统一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条件。而且战国商品经济的初步繁荣，也使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根本变革，无法遏止的地区经济活动促使中国境内的统一市场萌发起来，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在中国辽阔疆土上的建立奠定了现实基础。因此，春秋以前中国还根本不存在建立这一政权体制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基础。 秦灭六国实现统一，是中国古代城市国家长期军事斗争，以及国内政体演变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早在春秋时代，城邦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用军事手段扩张领土，兼并邻国，掠夺人口和财富，从而促成了郡县制的萌发和成长。到了战国，这种无厌地征服战因郡县制的日益完备而规模变得更大，因此，在中国，一个庞大的统一的国家组织的出现，则势不可遏。从春秋城邦分立经战国兼并战争到秦帝国建立，这就体现了中国古代国家组织形式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春秋时代的大小城邦组织仅见于《左传》记载的至少有 140 多个，可是经过 290 年的兼并战争，到战国初期只余下 20 多个国家，然后是战国趋向统一。中国古代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不可能在春秋以前产生，国家学说及国家政权组织形式还处于初级发展阶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秦统一六国局面的出现，是与中国古代自由民民主政治的历史作用分不开的。在春秋时代，旧贵族政治的特点是贤者不受赏，罪者不受罚，只要有骨肉之亲，就可以无故富贵，它“使百姓皆攸心解体”(《墨子·尚贤下》)，各城邦处于无权地位的自由民就迫切需要摒弃旧族邦观念，在全中国范围内寻求个人才智的发展机会，因此到战国时代能否打破和废弃旧贵族政治，任用有才能的异国自由民执政，成为决定各国兴衰存亡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说，不仅战国的整个军事、内政、外交以及法权思想被自由民政治家所左右，而且秦国从“称帝而治”(《战国策·秦一》)理论的提出，到战略计划的制定和实施，都离不开自由民政治活动家的作用，对此，李斯说得很明白，“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史记·李斯列传》)。可见战国自由民民主政治的活跃和兴盛，则是对王政时代以来狭隘的血统观念的否定，它体现着中国居民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的正式形成。因此，自由民民政治风尚也是推动中国天下趋向一统的重要精神力量。 秦国统一大计的最后成功，是战国出现的帝制和连横策略对霸政和合纵策略斗争的胜利。这就是说，秦国的政治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因而“不与古同”(《战国策·韩三》)，它只是把连横视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政治手段，“横成，则秦帝；从(纵)成，即楚王”(《战国策·秦四)》)。与此相反，关东诸国的最高政治目标只是希望建立国家联盟组织，充当霸主。秦国把连横与合纵组织都看成是可变的，应随各国的利益关系不同，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这既有辩证的观点，又符合现实生活逻辑，秦国越战越强。这实际上就是战国后期那些“学帝王之术”而欲建功立业的自由民政治家，“度楚王不足事”(《史记·李斯列传》)而纷纷西向入秦的重要原因。战国帝制和霸政的对立，还对秦亡后项羽、刘邦所建立的国家政权体制发生了重要影响，并决定了二者的胜败兴亡。 战国统一于秦的历史选择，还取决于其他许多社会因素和政治条件，其中秦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了既有利于防守，又便于进攻的四塞之国；商鞅变法的成功，使秦国从耕战政策和法制统治中获得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巨大的军政实力；秦昭王当政历时半个多世纪，保持了国内政治形势的长期稳定，使秦获得了富国强兵的机会；在实施秦统一六国的具体方略时，秦王政卓有成效地处置了内政和外交问题，部署了有史以来中国统一战争的各大战役，并有步骤地组建了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以实现战后局势稳定，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文明时代富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的新气概。 秦王政统一六国不仅开创了中国古典社会发展的新局面，而且 10 年完成统一大业的过程，已为后来秦帝国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及彻底破除旧贵族联盟政体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