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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九年（589）隋文帝杨坚灭陈，统一南北。登基之初，甚重文治，优礼学者，曾“诏购求遗书于天下” 1.开皇三年（583），秘书监牛弘，上表请派遣使者到各地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平陈之后，因其书多出陈宣帝太建时所抄，纸墨不精，书亦拙劣，于是“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 2.至大业初年，天下承平日久，且炀帝又重视江南文化，好聚集图书经籍，《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有称： 炀帝即位，秘书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以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由是，朝廷甚重书法，秘书省“加置楷书郎员二十人（从九品），掌抄写御书” 3.虽然杨隋书手的情况已不可考，但据韦述《集贤院注》：“隋旧书用广陵麻纸写，作萧子云体，赤轴绮带，最丽好。” 4.其书法出自萧子云，当属南朝流风，院中书手或多属南人。当时国子监设书算学，各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招收学生四十人。隋启唐制，是时既设有书学，吏部取士，亦应有书科。纸无千年之寿。由于隋时经籍及文书之类甚少见存，所见书法，大都是铭石之书，且以楷书为主，因此分析隋时书法只好囿于楷书范围。其结体大抵分作“斜画紧结”和“平画宽结”两类，前者出自北魏、东晋，后者源于北周、北齐。风貌主要有四种：一平正和美，以智永、丁道护为代表；一峻严方饰，以《董美人》、《苏孝慈》为典型；一秀朗细挺，以《龙藏寺》为代表；一浑厚圆劲，以《曹植庙碑》、《章仇氏造像》为典型。前二种启欧阳询、虞世南之格局，后二种开褚遂良、颜真卿之门路。其承前启后，中枢所在，功不可没，诚不容轻视之。 《董美人》，全称《蜀王美人董氏志》，蜀王杨秀撰，开皇十七年（597）十月十二日入窆万年县，清嘉道年间出土。是志多六朝别体，书法端庄遒丽，汪《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卷八称“字迹端妍含古意，与欧（阳询）、虞（世南）伯仲”，盖为确评。 《苏孝慈》即《苏慈志》，孝慈乃苏慈之字。仁寿三年（603）三月七日入窆同州。清光绪十四年（1888）出土，著录首见毛枝凤《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九，其有称：“楷法精健绝伦，实为佳刻，盖隋人楷法，集魏、齐之大成，开欧、虞之先路，其沉着痛快处，有唐人所不能到者。” 《龙藏寺碑》，齐开封参军张公礼撰。开皇六年（586）立石于河北正定县寺内。是石为隋碑之最煊赫者，后人多以欧阳询、虞世南相论述，如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五，有评“字画遒劲，有欧、虞之体”。赵《石墨镌华》卷一亦谓“碑书遒劲，亦是欧、虞发源”。按是书结体宽博、运笔细挺，与褚遂良同一境界，即以书风而言，平正冲和有似虞世南处，但绝无欧阳询峭劲峻严之态。其承习北齐余绪，崇尚秀朗，与绍继北魏、偏重峻严者纯属二途。杨隋一代，南北书风渐趋融合，已启初唐门户，是碑洵为典型，王澍《虚舟题跋》称其书“无六朝俭陋习气，盖天将开唐室文明之治，故其风气渐归于正”云，甚是。 《曹植庙碑》，又称《曹子建碑》，开皇十三年（593）立石于山东东阿县鱼山祠内。楷书中掺杂篆、隶，错综变化。书法浑朴雄劲，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以为“快刀斫阵、雄快峻劲”，阳舒处乃为诸隋碑之最。 《章仇氏造像》，又称《章仇禹生等造经像碑》，开皇九年（589）十二月七日立石于山东汶上县。碑已断为三，楷书，兼作篆、隶。书法开宕峻爽，为北齐遗风之渐变者。 其他，诸如开皇十五年（595）的《巩宾暨妻陈氏志》，嘉庆二十四年（1819）四月出土。书法郁穆高爽，为近世金石收藏家所推重，如段嘉谟《金石一隅录》称：“字体高古，有钟、羊法，篆盖亦得汉魏遗意，后人不能及也。”朱士端《宜禄堂收藏金石记》谓“书法方整跌宕，已开唐初诸贤法门”；开皇十六年（596）的《贺若谊碑》，书法峻严宏爽，《石墨镌华》卷一有称“是唐初诸人前茅”。《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六也谓其“字画精整，隋刻之佳者。” 大业十一年（615）的《姬氏志》、《元智志》，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同时出土，书法端丽，有双璧之称。杨守敬《丁戊金石跋》曾评之曰：“两志书法并精整，此隋代变南北朝书体之始，以《苏孝慈》、《尉富娘》照之，可知其时风尚矣。”按《元智志》多六朝别字，书法秀朗遒劲，上承六朝下开初唐，尤胜《姬氏志》，特见称于后人，陆耀《金石续集》卷三评以为：“文字雅驯，书法严杰，北宋也。而结体一洗南北纤俗之习。世重欧、虞书，此为先导也。”不独陆氏所评若是，瞿中溶《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卷一也以为“书法劲秀，刻画峻拔，乃石刻中之妙品”。张廷济《清仪阁金石题识》卷二论之更甚，有谓“文词典则，书格精整，古志石中绝无仅有之作”。《姬氏志》虽少疏朗之气，然亦饶有古意，两志或并出一人之手。与《姬氏》、《元智》两志同年人窆的《尉富娘志》，清同治十年（1871）出土。书法方整遒丽，《丁戊金石跋》以为“书法峭健，上嗣丁道护，下开欧阳率更，实出《元公》、《姬氏》墓志上。在今所出古墓志，无与匹者”，盖独具会心，不失高见。大业三年（607）的《常丑奴暨妻宗氏志》，明代出土，著录首见《石墨镌华》卷一，至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间见佚。骈文典赡，其书法谨严雅丽，翁方纲《复初斋文集》以为“结体遒整，无齐、梁、魏、周之习，而开虞、欧、褚、薛之派”，又称：“不著书人名，而实在丁道护《启法寺碑》之上。”斯亦可见隋时无名书家的造诣，而诸如此类的无名书家正是隋代书法发展的主流所在。 此外《赵芬碑》（开皇十年），《正解寺碑》（开皇十六年）和《青州舍利塔铭》（仁寿元年）诸石也并为隋刻佳品，堪可称述。 隶书碑志，著名的有开皇三年（583）《梁邕志》，1931年出土，书法清劲秀逸；开皇九年（589）《□真暨妻王氏志》，1929年出土，疏逸瘦劲；仁寿三年（603）《张俭暨妻胡氏志》，1926年出土，遒劲雅丽。其三石已多楷意，也可见唐隶整饬风规之初形。至于诸体掺杂的书法，如《青州默曹碑》，隶中见篆；《曹植庙碑》（开皇十三年），楷间参用篆、隶，虽是东魏旧习，也已经别开生面。颜真卿的《裴将军诗》，楷书中参杂行、草，或即出自此类遗风的影响。 隋代善书者甚多，其实全从南北朝而来。以任隋职、或卒于隋者为限，其见称于唐人著述者，有智永、智果、房彦谦、卢绰（以上并见李嗣真《书后品》，下同），史陵、释述、释特、智楷、丁觇（张怀《书断》），蔡君知（蔡希综《法书论》），赵文渊（深）、赵孝逸、刘玄平和卢道虔、卢昌衡父子（窦《述书赋》）以及杨素、虞世基、阎毗、窦庆（李延寿《北史》），赵仲将、刘（李百药《北齐书》），殷胄（魏征等《隋书》）诸人。以智永尤为著名。 智永，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俗姓王，名法极，王羲之七世孙 5.落发会稽嘉祥寺。在陈，寄籍吴兴永欣寺；入隋，挂锡长安西明寺。生卒年无考。与兄智楷（孝宾，改名惠欣）并以书法擅名陈、隋间。初唐李嗣真列评秦汉以来迄至唐世书家81人，分作十等，智永列于中之中品，其《书后品》且评之云：“精熟过人。”开元年间，张怀撰《书断》，以神、妙、能三品评述历代书家，智永之楷、草、章列为妙品，行书列为能品，并作传曰： 师远祖逸少，历记专精，摄齐升堂，真草惟命，夷途良辔，大海安波。微尚有道（张芝）之风，半得右军之肉。兼能诸体，于草最优，气调下于欧（阳询）、虞（世南），精熟过于羊（欣）、薄（绍之）。相传其曾有真、草《千字文》八百本，散诸于江东佛寺，各施一本。按《千字文》出自南朝梁武帝指命周兴嗣编次，殷铁石集拓王羲之书而为之。《书断》有记智永住吴兴永欣寺时临仿其书“积年学书，后有秃笔头十瓮，每瓮皆数石，人来觅书，并请题额者如市，所居户限为之穿穴，乃用铁叶裹之，人谓为铁门限。后取笔头瘗之，号为退笔冢，自制铭志”。又记“尝居永欣寺阁上临书，所退笔头置之于大竹簏，簏受一石余，而五簏满” 6.若是，智永研习先人遗迹，其精熟者自可想知。传世《千字文》墨迹本系唐摹本，多六朝别字，书法秀逸。风神娟静，信是出自其所临右军之手迹。后世释门书法多从智永出，其衣钵相传，沿袭而称之为“铁门限家法”。近世敦煌出土有唐贞观十五年（641）七月蒋善进临本智永《千字文》（伯三五六七），亦可见其在俗众中的影响。著名的《兰亭序》，相传也以为是智永传留于其弟子辩才的。 智永有弟子智果，曾知遇于隋炀帝，《书断》有记：“工书铭石，甚为瘦健，尝谓永师云：‘和尚得右军肉，智果得右军骨。’”其自负若此，盖非庸僧。《书断》又评曰：“夫筋骨藏于肤内，山水不厌高深，而此公稍乏清幽，伤于浅露，若吴人之战，轻进易退，勇而非猛，虚张夸耀，毋乃小人儒乎？”故其所擅楷、行、草，仅入能品。《述书赋》曾根据其带名草书真迹，并称于乃师，有“智永、智果，禅林笔精。天机浅而恐泥，志业高而先成。或拘凝重，萧索家声；或利凡通，周章擅名。犹能作师门之领袖，为当代之准绳。并如君子励躬于有道，蒿人保志而居贞”云。相传有《心成颂》一篇，专言结法，恐已非全文。 明代丰坊作《书诀》，历评钟、王以来善书者，隋凡四人：史陵、薛道衡、丁道护、赵文渊（深）。史陵为褚遂良、唐太宗以及汉王元昌之师，书法虽称高古，至中唐《述书赋》，已不及见。赵明诚《金石录》收有史陵正书《隋禹庙碑》一石，大业二年（606）五月立在越州，有跋云：“其文字磨灭十五六，而其末隐隐可辨，云‘会稽郡’……笔法精妙，不减欧、虞……盖当时名笔也。今此碑磨灭而仅存，世之藏书者皆未尝有，非余收录之富，则遂不复见于世矣。”《嘉泰会稽志》卷十六记施宿当时尝令拓之，仅得二二四字；薛道衡（540—609），字玄卿，薛曜之曾祖，虽名重一时，书迹却流传不多。唐时曾见李怀琳所作之伪品，虽咄咄逼人，或近似之，然终非真迹。宋朝内府藏有《和南》正书一帖，《宣和书谱》有称：“非泯泯众人之笔。”《金石录》亦记有开皇五年（585）十月（《集古录跋尾》作开皇元年）所立《尔朱敞碑》一石，陈思《墨池篇》归在薛道衡名下，然其语焉不详，所见拓本盖已残缺不全。其后，更绝无一纸片石见之于世。 赵文渊（深），字德本，后周书学博士，见称于《北史》，卷八十二本传有记“雅有钟、王之则，笔势可观。当时碑榜惟文深（渊）……而已”《述书赋》也评以为“文深、孝逸（赵孝逸），独慕前踪，至师子敬，如欲登龙，有宋、齐之面貌，无孔（琳之）、薄（绍之）之心胸”。其注又云：“深师右军，逸效大令，甚有功业……惟此二人独负二王之法，俱入隋。临二王之迹，人间往往为货焉。”存世有隶书《华岳庙碑》一通，万钮于谨撰，天和二年（567）十月十日立在华阴，系奉敕书，赵《石墨镌华》卷一甚加推崇，以为“碑字小变隶者，时兼篆籀，正与李仲璇《孔庙碑》同，亦褚河南（遂良）《圣教》、欧阳兰台（通）《道因》之所由出也。”然其终非隋代书迹。赵文渊入隋，其书迹一无著录，或属暮齿，且时日不长，仅临二王而已。 隋代善书者，智永之外，尚可称述者实仅丁道护一人。 丁道护，谯县（今安徽亳县）人，官至襄州祭酒从事，米芾《海岳名言》视丁道护与唐之欧阳询、虞世南侪类，并为变革古法者。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五亦称：“隋之晚年，书学尤盛。吾家率更与虞世南，皆当时人也。后显于唐，遂为绝笔。余所集录开皇、仁寿、大业时碑颇多，其笔画率皆精劲，而往往不著名氏……惟道护独自著之。”又特许蔡襄跋语“此书兼后魏遗法……隋唐之交，善书者众，皆出一法，道护所得最多”云者为精鉴。赵明诚《金石录》收其《兴国寺碑》（李德林撰，开皇六年正月立石）和《启法寺碑》（周彪撰，仁寿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立石）二石，并早佚，惟《启法寺碑》传世尚有宋季拓本可见，尤以临川李宗瀚所藏贾似道钤印本为最著名。是碑正书，书法平正和美，与智永同一法嗣，当从二王而来。此亦可见隋时楷书，盖不尽从北派脱胎。 注释： 1.《隋书》卷一《高祖上》开皇三年三月丁巳条。 2.《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 3.《隋书》卷二十八《百官下》。 4.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二引。 5.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六“翰墨”条下记：“僧法极，字智永，会稽人，王右军七世孙，号永禅师。”陆友《研北杂志》卷上引之，多出数句，有谓：“僧智永名法极，王右军七代孙，百岁乃终。”其或本自何延之《兰亭记》“禅师年近百岁乃终”句而稍加修正者。若是，智永名法极，智永乃其字，或以字为法号而行于世。上引“百岁乃终”，或“近百岁乃终”者，已无确考。然其大抵生于渠武帝时代当属无疑。 6.见张宗样抄本陶宗仪《说郛》卷九十二。《法书要录》本不见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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