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岭主峰太白山。(资料图片) 秦岭与中国农业文明多样性互补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根源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产生与发展需要温度、湿度适中的气候条件。我国大陆基本处在北纬20度到北纬50度之间，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和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的交接处，形成了典型的季风气候，适宜农业文明的发展。秦岭横亘于中国中东部，西起甘肃临潭县白石山，东经天水麦积山，穿越陕西，直至河南，全长约1600公里，南北宽数十公里至二三百公里，气势磅礴，把中国大陆分为南北两半。冬季，它阻挡西伯利亚的寒风南下长江流域；夏季，它阻挡东南季风气流进入黄河流域，造成了秦岭南北截然不同的气候条件。史前时期，秦岭南北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农业文明：一是以中原黄河流域为核心，包括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华北旱地农业文明，以粟作农业为主，兼营多种杂谷，辅以多种家畜饲养和狩猎等；二是以长江流域为核心的水田农业文明，以稻作农业为主，兼有鱼猎、狩猎等。这种南稻北粟的基本格局已得到相关考古发现的普遍印证。 南稻北粟的中国农业文明各有特色，又相互补充。早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南稻北粟的农业文明就有了初步交流。从公元前3000年末期开始，南北农业文明的交流逐渐深入。至晚商时期，以殷墟为中心，大约已形成了半径600公里的文化区域。商周以后，中国农业文明的南北互补与联合更加密切。春秋战国时代，秦国逐渐占领渭河流域，成为先进农业生产力的开拓者，其后，秦国从褒斜道翻越秦岭，吞并了富饶的巴国和蜀国，并修建都江堰。因渭河平原和巴蜀之地在地理及农业上的密切联系，致使古代一度曾将渭河平原和巴蜀之地并为“关中”。至唐代中晚期，江南的农业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苏秉琦先生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中就曾经指出：“两大农业区(秦岭南北)的两种农业体系并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有影响乃至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互补等复杂情况。这样一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农业格局，一直影响到整个历史时期。”中国农业文明的多样性互补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秦岭与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形成 巍峨的秦岭造就了关中的雄胜。关中盆地“四塞以为固”(《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关中“四塞”之东、南、西三塞均由秦岭山脉所成，东边华山、王顺山、骊山，东延为肴山，横亘于黄河与洛水之间；南边太白山、终南山等，雄峙于关中平原的南部；西边岐山、陈仓山等，阻隔于关中西部。另外再加上尧山、黄龙山等逶迤连绵的北部山系，一起组成了关中四面环山的地形地势。在四周绵延起伏、层峦叠嶂的山脉之间，藏有许多雄关险隘。举其要者则有四处：东为潼关或函谷关，南为武关，西为散关，北为萧关。潼关是东部进入关中的天然防线，南依秦岭，北有渭洛并黄河之要，西有华山之屏，东面山峰连接，谷深崖绝，险厄峻极；函谷关则扼崤函之险，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往来咽喉；武关是关中的南方门户，建在秦岭南麓陕南商山的谷涧，悬崖深壑，号称“三秦要塞”；散关则西扼关中交通要道，南依秦岭山脉，乃蜀秦往来之咽喉，兵家必争之地。另外北方的萧关居六盘山东麓，控扼塞北通向关中之要道。因恃秦岭，关中进可攻、退可守，形成了“制内御外”的绝佳态势。占据关中，就意味着掌握了天下“要领”、扼制了九州“咽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