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筼筜书院中国近现代教育事业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的历史性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过程。来源于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学校教育事业在20世纪上半叶取代中国传统的家族教育和书院教育之后，以燎原之势，普及全国；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强大动力。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现代学校教育模式也日渐显露其弊端，主要是重知识传授轻素养品德，重规范化管理轻个性化发展，重普世科学文化轻中华人本文化，对于存在已久的应试教育和市场化偏向不易扭转，引起社会各界的忧虑，于是教育界努力探索着改革的新路。与此同时，古老的书院教育不断吸收现代教育的营养，正以新的姿态在中华大地蓬勃兴起，补充着和优化着现代学校教育，成为当代教育事业的一支新生力量。如何重新评价书院的历史作用？如何充分估量书院文化的现代意义？需要人们认真地研究和思考。温家宝总理在第27个教师节的讲话《一定要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人民日报，2011年9月9日）给我们以重大的启示。温总理在论述发展农村教育的重要性和如何创新推进时，回顾文化传统与历史经验，指出：“我国农村教育源远流长，历来就有‘耕读传家’的传统。中华文明起源于农耕社会，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农村，教育是传承文化的主要途径。历史上许多私塾、书院曾盛极一时，但都不是在大城市，而是在山野乡村。那里不但是教育子弟、培养人才的学校，而且是一个地区的文化中心，甚至是学术中心，其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这段话非常重要，它揭示了中华文明的根系所在，教育传承文化的功能，书院教育的民间性和它的培育人才、研究学术、繁荣文化的功能，为中国人提供精神家园的历史贡献。这是中央领导人对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略从教育文化角度，所作的一次新阐释，它把人们对传统教育资源当代价值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传统书院教育的特点和优点：第一，具有民间性和地方性。多数建在县乡，接近民众，得到地方支持，又影响地方风气；第二，具有自主性和多样性。由学者和文化士绅主办，风格各异，特色鲜明；即使官学也只是公助经费，原则指导，教学则由学人统筹；第三，具有文化性和民族性。以研究和传播国学（即经典文化）为己任，教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经世安邦之策，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刚毅诚信、博厚悠远、仁爱通和精神；第四，具有人本性和尚德性。教人以五常八德、行己有耻、敬业乐群和大丈夫精神，仁、智、勇兼备而以仁德为体，把真、善、美统一起来；第五，具有开放性和实践性。不仅培养精英士子，也普及大众文化。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教师来往讲学，学生进出自由，不受年龄、学历、出身、职业的限制，没有固定化的管理模式，强调学思并重、言行相接，从静处体验、在事上磨炼。 当然传统书院也有它的不足，如：不能覆盖广大地区和人口，轻视知识传授，课程内容狭窄，忽略体育文娱，以及有些书院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等，这些都是需要改进或剔除的内容。 现代中国学校教育，基本采自西方教育模式，它给中国带来现代工业文明成果、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能够以规范化的体制将教育普及于城乡各地，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培养了数量巨大的各种层次的新式人才，从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文史哲学者和工程技术专家，推动中国从相对封闭的农业文明和家族社会走向开放的现代公民社会，大步进入世界文明之林。实践在证明了西方教育的优越性的同时，也在暴露它的严重弊端。1921年毛泽东就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指出了现代学校教育“消磨个性”的坏处，和书院教育“师生感情甚笃”、“自由研究”的优点。除此而外，对中国而言，忽略中华文化的传承是现代学校教育的根本缺陷之一，不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中华精神的发扬光大。今后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指导下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中西互补、相得共荣，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之路。 当前众多新兴书院，有的创建于现有院校之內，成为教育体制中的“特区”，如大学里的国学院、儒学院、人文宗教研究院、国学班，既依托体制的优势，又展现传统的特色；有的创建于地方社区，采取民办公助、社会支持、独立运作的体制，处在现有政府体制边缘，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人才培养与师资培训，提供学术论坛与游学营地；有的创建于民间社会，采取自筹经费、自主经营的体制，独立于现有政府体制之外，或者以民间方式探索青少年教育新路，或者推动业余青少年经典诵读；还有的创建于市场经济领域，由企业资助，为企业家开设中华文化课程，以培养儒商、发展中国特色企业文化为目标。可以说当代书院各具特色，缤纷多彩，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活力和民间蕴藏的文化创造力。在发展新兴书院的事业中，中央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方针起了指引作用，各级政府特别是学者型官员起了支持作用，一大批人文学者、教师（包括离退休的干部和教师）起了骨干作用，许多有文化理想的企业界人士起了资助作用，这是一种社会合力的历史进程，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符合振兴中华的时代需要。这些新兴的书院，大都在努力继承与发扬古代书院的优秀传统，又在人员、教学与经费管理上吸取现代教育的合理质素，以便适应当代社会发展。虽然存在诸多不足与困难，仍然有着光明前途，甚至显示出一种未来教育的先进性。 我以为，书院教育在现代化中的重生，有以下的重要价值和作用。首先，它可以率先成为各地区各系统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基地和平台，凝聚中华人文学者，培养中华文化人才，有力地推进中华文化研究、交流和普及，充分开发各地文化资源，形成众多的文化中心和学术中心，又不断向四周辐射，弥补现有学校教育长期把中华文化边缘化的缺陷，为民众提供中华文化的精神食粮，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使中华文化的大繁荣早日到来。其次，它可以为现有教育体制的改革提供一份有益的中国特色教育经验，特别在文化传创和人格养成方面，现代学校教育可以向书院教育学习许多东西，如经典阅读、修身自律、教学相长、启发论道等。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首次明确指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可知传创中华文化乃是时代赋予中国当代高等学校教育的历史责任，大学可以借鉴书院积累的经验，较快地把传创文化的功能落实到教学与科研之中。第三，它可以与当地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为改善地区社会道德风尚作贡献。秉承中华精神建立的书院，应当学以致用，推行道德教化，用传统美德教书育人和化民成俗，否则便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古代白鹿洞书院学规的“为学之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其“修身之要”是：严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其“接物之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些都可以加以继承，给予新的解释，并向民众宣讲。2008年成立的山东泗水尼山圣源书院的重要理念是：用儒家的精神办儒学的事业；扎根当地，为泗水新农村建设服务。书院已经为当地干部教师开办了多次文化培训班，效果良好。扩大而言，大、中、小学都应当参与所在城镇特别是农村社区文化共建活动，如温总理在教师节讲话中所要求的，“学校是乡村的中心，教师是学校和乡村的灵魂”。第四，它可以给学者们提供自由度较大的学术空间，自主研究，切磋学问，讲学交流，实行百家争鸣。从历史上看，先秦的诸子百家，开初都有地区文化的分野，然后走向全国，如儒家为邹鲁文化，道家为荆楚文化，法家为三晋文化，神仙家为燕齐文化。宋代新儒家，则有关学（张载）、洛学（二程）、濂学（周敦颐）、闽学（朱熹）之兴起，然后发展成为国家级主流学术。今天，由于民间书院容易摆脱“项目化生存”状态和不太受行政拨款、职称级别等的限制，学者们可以较好发挥自身学术优势，结合当地历史文化传统，开展学术研究，返本开新、综合创新，有可能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新的学派，并带出一支青年学术队伍，从而活跃整个国家的学术文化氛围，也会为学术大师的出现创造条件。这是我们的一种期待。（牟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