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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统之担当 中国传统书院之学制，不同于其时之官学，更不同于当代之义务教育。书院之设，为民间自办，以名儒大家为教授，以道统、圣人之学立教，求学者皆慕名向学而求教，皆有问道之心。问道必虚心，师道必尊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道不轻传，必得“诚意正心”而后得之。故书院教育之原则是“有往学，无往教”，非虚心问道之人吾不教也。《易经·蒙卦》卦辞亦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此为中国传统教育之特质，虽“有教无类”，但“教有差等”，因为孔子言“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老子亦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书院教育实乃开放式精英教育，即敞开大门，任何人皆可入书院问道求学，但非“士志于道”者，则吾我不教也。相对于当代之精英教育所存在之分配不公，与义务普及教育所存在之人才偏废等问题，书院教育则恰当地取其中道，让有志于道之能者得书院之资助成其大器，而让无志于道、无能于学者免占教育资源。故此书院之学统实乃古代之“素质教育”，当代教育可资之典范。 书院之学统，不只在于求学者之虚心问道，因材受教；而且在于师道尊严之标示。书院之学统，绝不只为学生所设，更是为师者所设，而且对为师者要求更严。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者之职首在“传道”，即道统之传承问题。道已如上所述，为中华文化之本根，师道则为传此道统而设，师道依此道统而存，“道之不存，师之不存”，此为师道之根本宗旨，为师者必先坐拥此道，先以此道自立，而后方可以之教国人。师者之职次在“授业”，此“业”非今所谓知识也。《易经·系辞上》有言：“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师者所授之业乃是“可大”之业，非一衣一食之眷顾，故为“大业”；而“可大”求于“有功”，“有功”求于“易从”，“易从”求于“简能”，“简能”则为坤道之功。故此“大业”根源于《易》之门户——乾坤之道，根源于“一阴一阳之谓道”，故“授业”实传道于人而使人“得道”，是为“德”，“德者，得也”，得道之谓德，“以德润身”，是为“富有”，故“富有之谓大业”。师者之职再次为“解惑”，解何惑？解问道之惑，解受业之惑，非谋食之惑也。故樊迟问为农为圃之事，孔子告之以“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此衣食之谋，非师者之所虑也。故“传道、授业、解惑”实乃一事也，皆为道之事也。 当下之学校教育，皆功利之学，唯金钱事功之所图，世人皆被物化而成生产之机器，人文精神丧失，“上帝死了”，“哲学死了”，“科学死了”，“人（也）死了”。在一片“终结”声中，无人预知人类会走向何方，“盲人骑瞎马”的危险正在向人类袭来。而当代之书院，于此传统书院之学统还能有所担当吗？ （三）生命之担当 按传统书院之宗旨，为学即为道，为道即为人，因为道即“生生之道”，生此天地万物与人类大生命之道，故传统书院之为学皆为求生命之学问。孔子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此“己”即为内在之生命本真，此“人”即为生命外在之附着，“为道”即求此贯通己与人与天地万物之生生不息之生命之本，故使中国文化在学术理路上成为注重内求之学，而对外在事功不甚强求。“立德、立功、立言”为中国文化所重之“三不朽”，但最重要者乃“太上有立德”，人之德行才是为人与为学之根本。故中国传统书院之设教，首重身心性命之学而轻视事功，虽亦有空谈心性之偏颇，但于整个人类文化大生命之发展方向实为有益，足见书院之道统与学统皆本之于人之生命。 纵观历代书院之设及所传之业，皆为名儒大家，得道之士，为弘道而立说，为自我生命而学术，为安顿世人生命而传道授业。人之生命，为人类认识之最大奥秘，为人类知识终极之迷。人类一切认知，皆从自我之生命存在出发，无生命存在即无此认知，生命存在为人类认知之前提；而生命发出此认知之目的，自然归于生命本身，即生命之存在，最终只能以自身为目的，而无外在之目的，故一切外求之学，最终都要回归到生命本身而求解。西方人正因为不解此生命认知之本质，一味外求而不返，只能在对象性求知中迷失生命自我，被迫把自我交给上帝，而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西方人的生命就没有了根基，陷入了虚无。中国文化则以反观内照之精神，守住生命之本真，以道德之学引领学者“返本归根”，领悟自我生命之奥秘。但中国文化又不象印度文化自闭于一己之了悟，苦行自虐而绝弃一切外物；而是“从容中道”，“民胞物与”，“推己及人”，“内圣外王”而化成天下，此为人类生命文化之大智慧。故传统书院不只是圣贤设教之地，更是风化社会，化成天下，安顿世人生命之所。 观中国历史可以得之，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世道如何混乱，中国人之生命意识从无现代人所承受之虚无感，因中国文化是有根之文化，中国文化是安顿人身心性命之文化，而传统书院则为这一文化传承之火炬，深扎民间而风化社会，持守道统而源远流长，使中国人之身心性命得以安顿，此为传统书院不朽之功业。而当代中国书院，可有此担当意识？可有此担当之能力？ 三、当代中国书院之文化担当 以传统中国书院之担当精神考量当代书院，可以辨别出当代书院多是空有传统书院之名，而无传统书院之实。以发展之眼光观之，当代具有传统书院之特质，而又有相当影响力之书院，唯有蒋庆所创之“阳明精舍”与鞠曦所创之“长白山书院”，故当下有“南蒋庆，北鞠曦”之称。但二者又有所不同，蒋庆治学专注于“政治儒学”，治《公羊春秋》而以“王道政治”立教，提出“重建王道政治，确立政治秩序三重合法性”[5]，意在让当下社会体制接受其政治儒学思想，重新以儒教立国，从而实现传统文化之复兴，其本在政治。鞠曦治学专注于孔子《易经》与老子《道德经》，提出“儒道会通”以立教，以“正本清源，承续传统；中和贯通，重塑传统；中学西渐，开新传统”为学术宗旨和思想理念，培养“内道外儒”之“治平”人才。[6]意在先廓清传统文化而后复兴之，以真正之孔子、老子思想化成天下，其本在生命而不在政治。此为鞠曦与蒋庆之根本不同，下面展开而论之。 （一）蒋庆“阳明精舍”之文化担当 蒋庆对道统、学统之担当皆涵摄于其“王道政治”之下。其“重建王道政治，确立政治秩序的三重合法性”包括：“大一统确立政治秩序的超越合法性(第一重合法性)；施仁政确立政治秩序的民意合法性(第二重合法性)；复古更化确立政治秩序的文化合法性(第三重合法性)”[5]所谓“超越合法性”又称“神圣合法性”，实质就是道统问题，即政治秩序之建立要有“超越神圣的形上根基”，而中国文化之“形上根基”就是“道”，也就是要求国家政权之建立要符合中国文化之道统要求。所谓“文化合法性”又称“历史传统的合法性”，实质就是学统问题，以“确立源自本民族传统的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正脉是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古圣人之教”，故此文化合法性就是“周孔之教”。而所谓“民意合法性”又称“法理合法性”，则是政治秩序问题，可以说与人之外在生命相关，而与人之内在生命安顿无关，但蒋庆亦有“心性儒学”[7]以安顿己心与世人之心。 总而论之，蒋庆之“阳明精舍”具有传统书院之文化担当精神，且有自己之学术理路，并时与同道相往来，有诸多文章著作见之于世，具有一定影响力。但儒家立教终在于风化社会，化成天下，而此“王道政治”能否得以实现，则为当世诸多学者所怀疑，更妄论世人了。而蒋庆对道统、学统、生命之担当，皆系于其“王道政治”之下，如果此“王道政治”不能实现，则此道统、学统、生命之担当都无法实现，故此担当是有待之担当，不能于当下世俗之中立地生根，风化社会，必待国家政权之支持才可能最终立地生根而化成天下。这大概也是其从未开山门广收弟子，以从事传统书院教学活动之原因吧！而在当下社会政治经济稳定发展时期，其学难以看出为当世所必须，故其影响只能限于政治儒学之提倡者，欲真得以实行，当为时尚远。故蒋庆之“政治儒学”当《乾》卦九五“飞龙在天”，虽为化成天下，然不当其位甚或“亢龙有悔”是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