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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中国孔庙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癸学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在统治者的政治生活中占有足轻重的地位，而孔庙又是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载体。在统治者夺取政权以后，儒学这种既符合政治需要，又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理念体系，便有了用武之地。当它作为教化的工具以后，很快就登上了国学的宝座，成为国家伦理的政教祖师。祭祀孔子也就成为祭天、祭地、祭祖宗同等重要的政治生活。因为“圣人的品德，天生多才，王道要靠它，人间的伦理道德也要靠它”，“弘扬五道，全依儒术”。祭祀活动又是上到天皇、下至黎民孔子的建筑，作为“弘扬王道”的场所，作为统治者的政治讲坛，“祀其道”，“神教化”，“阐我皇风”以达到“四海永清”。因此，中国孔庙可以从曲阜的“庙屋三间”，发展到启蒙及传播到东亚、东南亚、欧美的有比较固定礼制、有传统的祭祀典礼的中国风格的建筑群。这其中的主要因素在于：中国孔庙建筑满足了统治者宣传儒家思想的需要，是历代王朝的精神象征；它包含了儒家思想的传统理念，其文化内涵反映了统治者治国安民的政治主张；庙学体系的确立，使它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中国的庙学是这样，海外的庙学也是这样。 首先，中国孔庙建筑满足了统治者宣传儒家思想的需要，是历代王朝的精神象征。 《礼记·文王世子》记载，早在周朝的时候，每年都要按四季释奠于先师，来表示尊师生道之意。不过当时所谓的先师，并不是指特定的某一个人或某些人。孔子去世后，《史记·孔子世家》云：“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孔庙始建后，“诸儒亦讲礼”于孔庙。这就决定了孔庙的文化内涵，渗透了儒家思想，是纪念孔子的祭祀性建筑。 汉高祖刘邦于十二年（前195年）十二月在回京师长安的路上，专程到曲阜以隆重的“太牢”礼议祭孔，刘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亲临孔庙祭 中国孔庙建筑包含了儒家思想的传统理念，其文化内涵反映了统治者治国安民的政治主张。 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忠恕之道的价值体系、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和那种触动的情愫，震撼心灵的神道设教的形式和仪节，不仅全面深刻地反映了人的本质和社会实际，而且贴近人的生活和感情，通过孔庙建筑为载体，其文化内涵容易向全社会渗透和传播其祭祀活动的形式极易被中国传统文化认同和接受。 从孔庙建筑的组群和建筑物命名上，可以发现儒家思想拓其中的主导地位。各地文庙在组群结构和命名上均体现了儒家思想，如“礼门”、“义路”的建筑命名体现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基本思想。《礼记》说：“礼者，理也”。“夫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礼乐亭”建筑虽然是祭孔时使用乐舞的纪念性建筑，但从本质上来说，它是孔子“礼乐”观的体现。孔子对礼乐十分重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而有礼必有乐，说到礼，便有乐在内。礼的要义，礼的真义，要求人们在人生的旅途中，要沉着、郑重、认真其事，而不轻浮随便苟且出之。“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建筑一方面是赞扬孔子学说其影响深远，另一方面又是对儒家“德”、“道”思想的赞美。“万仞宫墙”、“大成殿”、“大成门”这些建筑的名称含义均有此意义。“尊经阁”——尊孔读经；乡贤祠、名宦祠——地方乡绅鸿儒官僚的纪念地；泮池——入泮，过泮桥，“学而优则仕”的桥梁通道。诸如此类建筑组群，则充分体现了方正、对称、闭合、等级制、中庸之道，以及“官为本”的思想在中轴线上的核心建筑——大成殿的设置中已经体现出来。孔子以“王”者身份被供奉于大殿，文庙是红墙、黄瓦、享受的是帝王待遇。这些无体现出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 通过一年两次的“丁祭”，文庙建筑的思想理念，统治者治国安民的政治主张均在中国传统的祭祀活动中得以充分的展示。在中国百姓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对祖先、对天地、对神的崇拜是通过“国之大祀”表现出来，以乞求国泰民安，以避免瘟疫灾难。这是统治者的愿望，也是老百姓的愿望。国为“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在文庙演变流传1000多年的祭孔乐舞，无论“佾舞”的等级选用，还是主祭、陪祭官员，均由地方要员甚至于皇帝及其使臣充当排场，都足以说明文庙祭孔的特殊意义。统治者礼乐祭祀的意义，并非后人的猜度阐发，先秦儒家自己的话中，亦实在说得太分明了。“祭者，志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威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百姓，以为鬼事也”。从祀天祭祖到祭祀孔子，或则引发崇高之情，或则绵永笃旧之情。使人自尽其心而涵厚其德，务郑重其事而妥安其志。这些思想在祭孔乐舞中已经比较充分地显示出来，在清代祭乐舞中的《序平之曲》中有这样的歌词：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皮弃祭菜，于论思乐。唯天归民，唯圣的若。彝伦攸叙，至今木铎。在《懿平之曲》又这样写道：先师有言，祭则受福。四海黉宫，畴敢不肃。……在《德平之曲》中还有宋的句子：……聿昭祀事，祀事孔明·化我丞民，育我胶痒。通过祭祀孔子活动，达到“四海黉宫”、“彝伦攸叙”、“化我丞民，育我胶详”的寓教育于“聿昭祀事”之中。 以中国孔庙为代表的望风而逃这体系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 从形式上看，文庙无非是一个祭祀孔子的场所，但从各地文庙发殿演变的情况来看，它又充当着传播儒家伦理教育、传播儒家思想的重要学校作用。从各地文庙始建时的情况及其庙学体系的建筑结构形式中，可以窥风一斑。 自汉代成都建立石室学堂以来，凡始立学者，必设奠于先圣、先师。唐以后，州县莫不有学，则学莫不有先圣庙。四川绵竹进士金深在《重修文庙记》的碑文中，对于这种庙学关系存在的缘由说得十分清楚：“今天下郡邑必有学，学必有庙，所以妥神灵，妥，神教化。”因学立庙或因庙立学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传道、授业、解惑，另一方面是妥神灵，妥，神教化，将儒家思想通过学校教育，达到教化百姓的作用。这从客观上，确立了一整套教育体系和理念。当然，《诗》《书》《礼》《易》《春秋》《伦语》《大学》《中庸》《孟子》是其教育的精髓。后来，琴、棋、书、画也是其教育的内容，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也进入其中。从州县学宫到府学，到国学国子监，其教育体系，愈来愈完善，从一般的传道、授业、解惑、发展到科举考试直到今天的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体系，无一不追述到文央的庙学礼制。当代，南方文庙尤其是广东文庙，普遍被称为学宫，北京孔庙至今还和国学国子监保持着右庙左学（首都图书馆）的格局。云南建水文庙至今仍然是建水中学的所在地。查阅各地方志，直到清末，各地文庙均包涵有学校教育的因素。 中国孔庙的庙学关系，影响发展到东亚及东南亚孔庙及学校教育体系。始建于明太祖七年（1374年）的汉城文庙，在文庙之北建立了明伦堂，属于前庙后学的礼制当时为庙（文庙）学（国子监）合一的建制。现在的韩国汉城成均馆大学正是与成均馆大成殿学庙合一的格局。始建于成宗十一所（992年）的朝鲜开城文庙，也属于前庙后学的建制成均馆馆长、曾任国际儒联首任理事长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