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澜书院在洞口县高沙镇云峰村境内。距县城18公里，据《武冈州志》载：“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例贡生袁敏、偕同里诸人捐资倡建，以故中耗，后敏复出囊金，损田产且募于乡费，集建观澜义学，肇工于十五年夏，落成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秋。 书院坐东南朝西北，砖木结构，前后四进，两侧厢房纵横交错，有大小房子32间，上下二层，天井6个。占地面积3648平方米。第二、三、四进及两厢已毁，现仅存第一进门楼及十二块石碑记。门楼为单檐歇山顶，面阔三间，进深一间，上下两层。正中设大门，门额为整块长条形青石凿制，大门两边对联“千重山势撑文笔；一派川流见道心”。观澜义学所存的建筑及碑刻，是研究古代教育史重要的实物资料。 观澜书院以儒学宗，提倡崇儒重道，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传播者，主张以礼教化乡民，所谓“明教化，美风俗，厚人伦”是也，提倡维护纲常之道，极力维护家族的纲纪和法统，具有典型的家族书院特征 。 书院创建时期，正是周敦颐、程颢程颐倡导的理学成型的南宋时期，其建立主旨思想假如了传播研究理学元素，与传统儒家学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儒家为正统思想，主张学而优则仕，而理学更主张存天理于致静中，把修身养性摆在首要位置，讲求经世致用，“所望于我者，岂徒口耳词章之学，钓功名，缴利达而已哉？不也，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存天理于至静中，而欲止于方萌之际，致知而力行之”。 主张致知而力行，就是强调知行合一，反对空洞理论的说教，摈弃说一套做一套，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学风。 唐宋以来，官学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是把教育和科举取士结合起来。从好处来说，这种教育能培养国家所需人才，并有利于政府的统治；然而，从坏处来说，则官学容易沦为士人追名逐利的场所，令教育趋于堕落腐化。 而家族书院教育不主张以科举功名为取向，正如理学家朱子（朱熹）曾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在曹元凤撰写的《观澜书院记实》里亦有阐述，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元大德六年，左元龙撰写的记中写到：“方今朝廷偃武修文，崇儒重道，勉励学校以作成人材为第一事，岂非吾道之幸欤？然当世学者往往舍本逐未，以功名富贵累其心，波颓风靡，良可慨叹。能障川廻澜，中流砥柱其谁乎？有曹君一本等，不为科举文字之学，研精圣经贤传，以淑艾一乡一族之俊秀，盖将涨醽而濂洛，由濂洛而泝洙泗之渊源深造乎？斯道之蕴，浩浩其天，明通公溥，流动充满乎天地间。人皆得以涉其津涯，寻其流派，而无望洋之叹。其志岂浅浅哉？”，对当时以追逐名利的学风作了批判，把一本君等人喻之为中流砥柱，一抑一扬，泾渭分明。 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家族书院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以郴州兴宁县(今湖南资兴)程水乡为例,一乡之中就创造了4所书院.按程水各姓,以曹氏最旺,所谓“乡举里选,代不乏人”，其时，也是湖湘文化的鼎盛时期。 及至清代,乡中后人更将先辈此举与张拭和朱熹以岳麓书院为中心振兴湖湘学术之事联系到一起,将其归人"闻风而起者遂遍湖南"之列.书院之建对于当地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元人左元龙在为重修观澜书院作记时,将曹氏建院之举提到了文化建设的高度,其称:“宋三百余年诗书渗漉,上自王宫国都,以及乡党间巷,莫不有学,皆所以明教化,正人心,扶纲常之道于千万世而不坠,岂非诸儒之功与 此兴宁曹氏书堂所由创也。” 如果我们翻阅中国教育史的著作，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在历代之中，最有活力的教育都是书院类型的私学，而这些私学当发展到高峰的时候，往往因受到政府的认可和资助而转化成官学，而一旦成为官学之后，便往往失之了她的活力，最后趋于衰落，被其它新兴的私学取代其地位。这种现象，唐君毅先生尝称之为「三部曲」 ，即私学由兴起，到转为官学，到最后衰落的三个阶段。 观澜书院也没有摆脱这样一个命运，到清代，由于官府的介入，于其他书院强制合并，成为官学，纳入正统，最后不得不走向了颓废和灭绝，从此再也没有了“抚存衿佩，讲论从容”，再也听不到朗朗书声，一段辉煌灿烂的历史从此尘封起来，不能不感到遗憾和惋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