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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年初以来，著名学者、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顾问余秋雨教授在香港凤凰卫视每天播出《秋雨时分》，向全球华语观众系统分析中华文化的长处和短处、历史和现状。 现已播出的八十余期，是《秋雨时分》的第一部分，重点解析广大民众对文化的一系列普遍误解。征得余秋雨教授同意，本报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摘编整理，并加入了他近期在几所大学的部分演讲内容，现予以独家发表，以飨读者。 为什么要讨论文化误区？ 对几件事情的强烈印象 ●“文化误区”的起点往往是文化界，而后果却总是让全社会来承受。 ●教育界倚重学历和填鸭式灌输知识的势头有增无已，却把真正需要看重的文化素质、文化人格挤压掉了。 文化本是人世间最复杂的一个概念，重要的定义就有二百多个，人们不应该把自己不同意的文化观念轻易地说成是“文化误区”。但是，真正的误区确实是存在的，而且一次次由严重的后果来证明。“文化误区”的起点往往是文化界，而后果却总是让全社会来承受，因此必须作出及时的提醒。 这些年来，有一些事情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第一件事情，几年前，美国哈佛大学召开了一次题为“经济时代的文化责任”的国际研讨会，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例如“一切经济行为的终点都是文化”、“经济发展是以货币流通方式换来非货币的文化成果”、“除了特殊情况，在当代，一个民族的落后和不发达是它自己的文化选择造成的”……但是，这个会议上让各国学者印象最深的是中南美洲两个不发达国家学者的发言。他们说，他们以前总是为自己国家的不发达寻找外因方面的借口，但这些借口一一都被排除了，最后得出结论是，他们上了一些文化观念的当。他们讲，他们国家民众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几十年来都相信了一些文人在报纸上散布的观念，基本上是以民族主义的情绪抵拒国际，以精英主义的谎言抵拒市场，以保守主义的理念抵拒创新。从微观逻辑上看，这些文人说得头头是道，很难反驳；从宏观效果上看，却使整个民族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文化陷阱，一直在贫困、落后中挣扎。 这个国际研讨会把中国作为正面例子，证明一个过去时常为自己的落后找借口的民族，也有可能突然明白过来，以文化观念的改变带动经济快速发展。但是我心里明白，他们所说的文化观念的改变，并不是起源于中国文化界，而至今成天在谈论“文化观念”的群体，可能至今还没有转变。 第二件事情，是我在国外连续参观了两届“世博会”的中国馆。在同世界各国展馆进行近距离比较的时候，刺激特别强烈。中国馆总是占地特别大，各国观众的期望特别高，但每次开馆后总是让人普遍失望。我认为，责任不在承办制作的单位，而在于中国缺少让当代世界真正有兴趣的文化图像。世界各国观众是想到中国馆来寻找当今这个经济大国的文化创新活力的，但我们闹来闹去，永远是四大发明、京剧脸谱、万里长城。我当时就叹息说，按照这个模式，伊拉克的展馆应该更辉煌，因为当年古代巴比伦文明在很多方面远远超越了中华文明。 第三件事情，是回国看到教育界倚重学历和填鸭式灌输知识的势头有增无已，很多家长和教师都在为此而拼搏，却把真正需要看重的文化素质、文化人格挤压掉了。文化的建设机制和创新机制，常常抵不过消解机制和破坏机制。 以上这些事情说明文化误区不仅存在，而且需要及时获得匡正。文化误区就像病变，不属于多元保护的范畴。 文化误区被扩散的原因 ●文化界不得不把外界的热望和自己的寥落集于一身，可谓大热大冷、大尊大卑，神情变得怪异而尴尬。 ●种种文化误区的共同病灶，在于对文化身份的误导。 很多文化误区自古就有，近年来的扩散，有特殊的社会原因。 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文化却严重滞后了。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与经济相比，文化总是沉淀着更多过去的岁月、远年的心声，又缺少判别其功过得失的可靠标准，所以转型必然比较缓慢，文化界的生态和心态也渐渐落后于社会前进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优秀的文化人进入到了企业和公务员系统，甚至连科技人员、医生、律师也更愿意以自己的专业职务自命，不愿被泛泛地称为“文化人”。后来，又由于所谓“精英文化”的出场，吓得连演员、歌手、电视工作者也不敢再轻松地谈文化了，结果，“文化人”的队伍变得越来越枯窘，越来越寥落。 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正是由于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各行各业都相继产生了强烈的文化渴求，连整个中国经济也需要寻找自己的文化形象来安顿自我、说服世界了，于是形成了一拨空前的“文化热”。那么，文化在哪里？大家回过头来又把热切的眼光投向了本已境况寥落的文化界。文化界不得不把外界的热望和自己的寥落集于一身，可谓大热大冷、大尊大卑，神情变得怪异而尴尬。但是，正由于文化领域的转型落后于社会整体，杰出人才的大批流失，那儿的基本观念还往往是保守的，这下却借着“文化”之名，趁着“文化热”之势，一时重新翱翔，形成一系列文化误区。 种种文化误区的共同病灶在哪里？在于对文化身份的误导。当代社会的复杂性让人明白，文化很可以成为身份的象征。因此，为了追求个人的社会身份，大家进入了“知识积累”、“名校学历”和“文人风范”的误区；为了追求民族的国际身份，大家又进入了“文明冲突”、“历史遗产”和“权谋思维”的误区。 误区之一：“知识积累”的误区 再多的知识也堆垒不出人文精神 ●丰富的知识如果失去了正常的精神选择，将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大量的知识拥塞在一起，很容易造成“精神短路”。 知识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再也不应该重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低智化政治闹剧。但是，这些年来很多人把文化素养全都误会成了知识积累，那就不得不从另一个方面提醒大家：再多的知识也堆垒不出人文精神，再大的学问也组合不成善和爱的境界。 我曾应麦林华监狱长之邀，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为数千名服刑人员举办讲座。讲座中有交流对话部分，我在现场一次次产生迷惑，因为对话者的丰富知识和缜密思考，一点儿也不低于我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他们的人数如此之多，他们的罪行如此之重，使我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丰富的知识如果失去了正常的精神选择，将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我亲身体验的另一件事情是，大家知道我的著作被盗版的现象比较严重，印数一直是正版的很多倍。但令人奇怪的是，有些盗版者把我在初版时的不少排印错误都一一改正了，可见知识水平不错，然而请不要忘了，他们是盗贼。前不久读到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的一篇长文，揭露上海一个以“咬文嚼字”而出名的人，也是一个可笑的造假者。 这些现象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剧本中福斯塔夫的一句话：“学问是一堆被魔鬼看守着的黄金。”我可以补充一句：因为这堆黄金比较珍贵，会让每一个想得到的人都着一点魔，再让其中一部分直接变成恶魔。 这是艺术语言，我们不妨来听一听理性判断。 十七世纪的英国学者托马斯·富勒说：“知识使好人更好，使坏人更坏。”塞缪尔·约翰逊则说：“有知识而不正直是可怕的。”大学者罗素说：“科学是一种权力，而任何权力都可善可恶。”爱因斯坦说得更简洁：“刀子有用，但也能用来杀人。”因此，他们都呼吁对一切知识进行人文控制。 这些智者还告诉人们，知识即使不用来作恶，也不是越多越好。他们认为，大量的知识拥塞在一起，很容易造成“精神短路”。法国思想家卢梭则直言：“读书太多的人最有可能成为自以为是的无知者。”他们由此获得共识，认为智者对于知识应抱持以下三种态度：一、需要时懂得到哪里去找；二、对各种知识作出严格的评估、选择；三、明白任何知识都不等同于真理，而我们热爱的，只是真理。 重记忆而轻创造，是中国文化的老毛病 ●现在，电脑早已可以几万倍、几十万倍地超过那些记性最好的脑子进行贮存和检索，那种对记忆的崇拜实在是太老旧了，却还在奇怪地流行。 ●即使在最自由的审美领域，那种记忆性知识也剥夺了中国观众的自由，这真是一个文化悲剧。 在知识的问题上，中国自明清以后便习惯于把记忆放在首位，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化“向后看”的保守倾向，在中下层知识界直至普通民众中影响尤其严重。直到今天，一个人如果满脑子都是年号、数字、目录，说得出哪场战争的日期，记得住哪个典故在哪卷书里，就广受尊敬，被誉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如果这个人碰巧又多背了几种外文，则更被视为一代大师，至于他的这些记忆性知识是否帮助他创建了学说、启发了民智、推进了文明，哪怕一丝一毫，则完全不问。 我想，形成对知识记忆的崇拜，有三个原因。一是明清时代的文人已经很难进行创造性思维，只能无聊地玩弄记忆游戏；二是古代文人查找图书典籍十分困难；三是科举考试中那些智力较低、只想用作弊方式来帮助记忆的考生们留下的一种心理定势。现在，电脑早已可以几万倍、几十万倍地超过那些记性最好的脑子进行贮存和检索，那种崇拜实在是太老旧了，却还在奇怪地流行。 任何社会转型，都是对原有知识的重新审视，都要以艰难的实验和考察来发现前人的错觉和误判，都要在常识之中找出可疑部分和未知部分。因此，死记硬背，因循守旧，极有可能成为错误的传导体。 这在文艺创作领域更需要注意。中国的评论家和观众已经习惯于用所谓的“历史知识”来审视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结果发现处处都有差错。其实，大量的“历史知识”往往是在“历史”幌子下的伪造和误传，而艺术虚构却因为触及到了人类心灵的共同逻辑，反而比“历史”更真实。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反复强调的诗比历史更真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可惜，即使在最自由的审美领域，那种记忆性知识也剥夺了中国观众的自由，这真是一个文化悲剧。 听说近代武师霍元甲先生的后代看了李连杰先生的电影《霍元甲》之后要打官司，因为电影有些地方与历史事实有出入。我不认识官司双方，却想对原告方劝说几句。我要说，历史事实、历史记载、历史记忆各不相同，传记可以自由地在三者之间进行选择取舍；而传奇作品又与传记作品完全不同，更可以由民众和作者自由创造，例如诸葛亮、关羽、包公就是传奇式人物，他们的后代怎么可以根据什么“历史记载”与历代民间艺术家打官司？霍元甲先生有幸成为中国近代绝无仅有的传奇式人物进入文艺作品，而且不是“娱乐性传奇人物”（如电视剧中的纪晓岚）而是“精神性传奇人物”，实在是霍家的造化，令万家羡慕。如果反而要以艺术等同于历史的观点起诉，让霍元甲先生退缩成档案人物，则只能为他一叹了。 其实，更重大的历史文献记载比之于闪耀着人文光辉的艺术创造激情，也要懂得谦逊。例如有的学者反复论证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错了地方，因为赤壁之战是在另一个地方打的。我设想，如果这个信息倒转回去，被诸葛亮、周瑜听到了，他们一定会异口同声地说：“还是我们换一个地方打吧，因为那首词比那个仗重要，苏东坡比我们重要。” 这不是容忍苏东坡的错误，而是承认“创造”这个概念所引领的，是另一个更精彩的世界。 误区之二：“名校学历”的误区 学校的作用被无限夸大 ●由于学校的作用被极度夸大，结果反而把真正的社会文化创造贬低了。 ●再好的学校也只能提供一个最简单、最通用、最常识化的基础，主要的事业是在走出校门之后才开始的。 这些年中国教育事业的规模迅速扩大，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由此也产生了一种广泛的误会，以为一个人的学历，特别是名校学历，可以决定他的文化形象，因此也可以开创他一辈子的前途。 为此，很多家长和教师为了子女和学生的升学所付出的辛劳，几乎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地步。更严重的是，这个误会进一步无限扩大，很多官员把教育事业当作文化事业的重心，甚至把它看得远远高于社会文化事业。我在电视中说到这个问题后，曾经收到过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授的来信，说到十几年前一些不错的作家纷纷到大学中文系补文凭，而为这些作家上课的那些教师前些天还是这些作家的虔诚研究者；这些年不少优秀书画家、作曲家和演员也不得不到学校混学位，而那些教师在专业水平上根本无法与这些学生相提并论，大家都在假戏真做。这位教授说，由于学校的作用被极度夸大，结果反而把真正的社会文化创造贬低了。 现代科学文化的创造者们到学校里打一个基础是必要的，但再好的学校也只能提供一个最简单、最通用、最常识化的基础，主要的事业是在走出校门之后才开始的。如果把二十多岁就完成的学历一直当成终身的荣耀，只能证明这些毕业生进入社会后一直没有太大出息。爱因斯坦说："真正的教育成果，就是在学校里学的知识全部忘光之后还能留下的那部分东西。"这句话值得大家深思。 我认为，越是杰出的创造者，越是与自己早年所受的教育关系不大，因为他们必须在叛逆和突破中才能迈出创造的步伐。为此，我不太愿意看到过于热烈的校庆，而更愿意看到学校根据学生们毕业后的种种艰难遭遇来调整自己的教育结构。德国洪堡大学只敢把与自己学校有关的29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照片小小地、悄悄地贴在走廊一角，分明包含着一种不敢贪功的收敛。对于学生，学校总是既有功劳也有失误的，所以有一年教师节，我曾以一个教师的身份在中央电视台建议全国同行一起反思：是否误人子弟又一年？ 有一个比喻：渔船返港，伤痕累累，一半记录着暴风雨的印痕，一半记录着造船者的败笔。 请想一想那些真正的文化大师 ●在一般的人文学科，尤其在文艺创作领域，学校没有资格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 ●真正重大的文化建设，必然是那种值得全民共享的社会文化。 把学校教育和文化创造的关系严重颠倒的实例，是大作家金庸、贾平凹的任教资格受到了媒体的辛辣质疑。其实，目前中国大学里一些文科教师的学历才是需要怀疑的，但辛辣的质疑声正是从那里发出。金庸、贾平凹都是具有大学学历的，他们如果留在学校一直讲课，早也可以按部就班地成为最著名的教授，但是由于他们投身到了文化创造，而且是在全球华文读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创造，反而变得没有资格在大学任教了，这真是怪事。我们的大学和教师，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神奇了呢？ 除去自然科学和实用性学科对学校教育的依赖比较大之外，在一般的人文学科，尤其在文艺创作领域，学校没有资格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 鲁迅先生的学历，连中等医专都没有毕业。但当年的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都聘他任教；沈从文先生的学历只有小学毕业，但当年的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都聘他任教；齐白石先生连小学的文凭也拿不出来，也曾被当年的中央美术学院聘请为名誉教授。大学拥有他们，是大学之幸。因为真正重大的文化建设，必然是那种值得全民共享的社会文化，也就是由鲁迅、沈从文、齐白石、金庸、贾平凹等人创造的文化，大学是否都有能力创造出来？也许只是对他们作一些追随性的研究和学习罢了。 对于名校学历的文化误区，如果作一个比较，我觉得祖国大陆是近二十年才陷入的，近五年有越陷越深之势；香港地区比大陆更严重一些，西方名校的学历误区紧紧地捆住了香港的整体文化活力，幸好他们有不错的电影和流行文化的制作机制，构成了某种制衡；比较正常的倒是台湾地区，那里涌现出了一批既高雅又流行的大艺术家如白先勇、余光中、林怀民、朱铭、李安等等，这些大艺术家，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却并不具备香港最看重的那种"最高学历"，但他们却创造了普及人心的文化。相比之下，大陆的"高雅"和"流行"还处于分离状态。 我本人在一件事情上很感安慰。十多年前，我在桂林遇到赵本山先生，当时他边上有人对我说，本山深受观众欢迎，却总被文化界看成是乡间艺人，因此很想到我当时担任院长的上海戏剧学院读几年书，得一张文凭或一个学位。我毕竟是内行，看了本山的三段小品就说："不必来读了，他应该是我们学院教授研究的对象。如果来读几年书，会浪费他创作的黄金年华。"现在大家都会承认，我说对了。如果有人怀疑他的文化水准，那就看看他导演的那么多电视剧，或者听他讲几次课吧。 误区之三："文人风范"的误区 这种"文人"并不存在 ●人们营造了一个更感性的文化误区，也就是勾画了一种典范性的前辈文人生态，作为衡量当代文人的标尺。 ●以伪造的形象作为典范，必陷误区。 除了知识积累和名校学历外，人们还进一步营造了一个更感性的文化误区，也就是勾画了一种典范性的前辈文人生态，作为衡量当代文人的标尺。 这种标尺是什么样的呢？大概是：皓首穷经，两袖清风，素衣简餐，无意钱财，不沾世务，不理传媒，不知娱乐，不交官场，却又具有极正确的政治立场，一旦斗争激烈，总能站到第一线。 但是，遗憾的是，我刚好认识不少名气不小的前辈学人，没有一个符合这个标准。他们大多是很正常、很普通的老人，都不太勇敢，也缺少政治见解，更多的是随大流、不害人。对待遇比较敏感，与同行关系欠佳。在学问上，比较认真，一般对国学涉猎较广。但由于长期处于兵荒马乱和政治运动中，能够系统治学的时间不多，提出独立见解的空间不大，整体上缺少建树，却也断断续续写了不少书，难能可贵。 这种状态，与人们一再营造的"文人风范"，距离太远了。但是，大家似乎总喜欢拿着谁也没有做到过的标准套人。一套，谁也没法活。这不是误区是什么？ 在前辈学者中，钱钟书先生我倒是不认识。有一阵子很多媒体以钱钟书为例论证学者必须拒绝电视，我就觉得缺少根据，因为在钱钟书先生适合上电视的年龄还没有电视。后来我的朋友黄蜀芹、孙雄飞要把钱先生的《围城》改编成电视剧，我有机会读到钱先生关于这件事的好些通信，发现他不仅没有拒绝电视，而且还兴致勃勃。可见，说钱先生拒绝电视，是伪造的。以伪造的形象作为典范，必陷误区。 更烦人的是伪精英架势 ●伪精英架势把十分珍贵的文化资源，耗费在无效、无聊和无从验证的黑洞里，损害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 ●破解伪精英架势的最佳办法，是让民众明白他们的虚假和无能。 伪造前辈学者的"风范"，主要是宣扬一种与社会脱离的清高姿态，目的是为了引出他们自己的伪精英架势。这些年伪精英的架势处处可见，而且越摆越离谱，广大民众既厌烦他们又有点害怕他们，结果，多多少少把厌烦和害怕转嫁给了文化，使文化无辜蒙冤，实在是又一个误区。 伪精英架势的第一个特征，是表现出对社会的不理、不懂。很多文化人一直在表白自己从来不看电视，不理流行文化，就是例子。我在香港一个公共场合见到过一位能说一口普通话、持有英国护照的中国女性，表明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林青霞、周润发、成龙、张曼玉的名字，理由是"我们英国人傲慢，连好莱坞也不看。"这是极端化的例子，充分表现了伪精英之伪。但是，她的那种口气和神态，我们可以从很多文化人身上找到。 伪精英架势的第二个特征，是要让社会对自己不理、不懂。年长一点，一直钻研着一个几乎不会有任何人感兴趣的历史细节问题，例如对一部古典小说里某个次要丫鬟的恋爱心理，已经钻研四十几年了。年轻一点的，则用正常人不可能读懂的晦涩和玄奥，论述着一切本来很简洁的事情。连我这样能够读下康德和佛经的人，也完全读不懂他们。他们都以"别人不懂"和"不懂别人"，作为精英的标志。 追根溯源，这两个"不懂"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大毛病，明末清初曾经被一群智者深刻剖析过。习惯于在小圈子里高谈阔论，与世情完全脱离，却一心期盼着国破家亡之时报效朝廷。但是危机如果真的来到，他们的主张总是看着都错，结果只能一败涂地，与朝廷一起殒灭。今天的伪精英架势更让人发笑，但实际后果仍然十分严重。它把十分珍贵的文化资源，耗费在无效、无聊和无从验证的黑洞里，损害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本来中华文化与古代埃及文化、印度文化相比，具有明显的民间性、易识性特征，并由此产生了对空间和时间的充分渗透性。这使它生命力旺盛，在古代埃及文化和印度文化相继衰败后还延续至今。伪精英架势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反倒在中国设置了一个封闭和内向的结构来脱离大地，其实正是让那些文明衰败的陷阱。这在改革开放的环境里，实在是一种怪异的存在。 破解伪精英架势的最佳办法，是让民众明白他们的虚假和无能。一个人如果永远在说别人听不懂的话，不能证明他水平高，只能证明他说不明白。曹禺先生曾针对那些特别玄深的编剧教师说："会写剧本的人写剧本，不会写剧本的人教人写剧本。"自己不会写剧本而教别人写剧本的人，定位总是特别高，弯子总是绕得特别多，能把一切会写剧本的人吓退。如果不能吓退，他的位置就没有了。一切伪精英架势，基本上就是这样摆出来的。 最值得同情的就是那种慷慨激昂 ●那种慷慨激昂的批判姿态还是放在对人类大义、人性人道的维护上吧，对于文学和文化，则不必如此。 ●如果你心中有文学的火苗，那就应该学创作，而尽量不要学批评。 在拼凑虚幻的"文人风范"时，不少人还会扮演一种仗义执言、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的角色。其实在我看来，是"文革"中的大批判情结在起作用。 这种慷慨激昂带有极大的表演性。无数的事实证明，慷慨激昂的起点几乎都是谣言，而谣言的膨胀过程又没有任何理性控制。一个人要对毫无实证的事情激愤起来，很难有心理依据，必然是出于表演的需要。 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这种慷慨激昂的大批判表演总是带有整人的目的，只是像西方人所说，中国人习惯于把jealousy（嫉妒）冒充成justice（正义）罢了。这有灾难的记录和沉痛的记忆，这儿就不多说了。我现在关心的是，很多年轻学生刚刚考上大学中文系，一些教师就告诉他们，大学里不学习创作，只学习批判。于是，一年又一年，大批判的队伍迅速扩大。粗略统计，在中国文化领域，创作者和批判者的比例，大概是一与一百之比吧。大家设想一下，在某个单位里，一个人在做事，一百个人在批评，这事能做好吗？王小波先生说过，文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做事的人，一种是不让别人做事的人。这个划分方法很深刻，但忘了揭示这两种人的比例。 在这个令人寒心的趋向中，我觉得最值得同情的是那些因为在中学里爱好文学而来报考中文系的学生。他们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爱好，却要居高临下地以批判姿态来凌驾这种爱好、践踏这种爱好。那么，他们这一生，将不再能正常地享受文学。 这就像你刚刚结交了一位心爱的女友，谁知阴差阳错，你成了法官，她成了被告；或者你成了侦探，她成了目标。爱情，还能如何维持？ 那些刚入学的中文系学生如果愿意听我的，那么我要说：那种慷慨激昂的批判姿态还是放在对人类大义、人性人道的维护上吧，对于文学和文化，则不必如此。如果你心中有文学的火苗，那就应该学创作，写好写坏都成，而尽量不要去学批评。批评家在中国已经多如牛毛，你犯不着把自己珍贵的生命再变成一根牛毛埋没其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