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的市场将恰克图造就成了富翁的城市。1870年,一位美国旅行家来到此地,他这样描述:“在恰克图,身上没个四五百万的,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但恰克图的神奇不仅仅在于它的日进斗金,不同文化的交流在日常性的促进之下达成了某种难以想象的沟通。如果一位严谨的语言学家闯进恰克图热闹的集市,多半会惊诧那里种类繁多的语言。你可以听到俄国腔的汉语、中文腔的俄语,还有蒙古调的俄语和汉语,或者俄调和汉调的蒙语,各种语言在此进行“无障碍”的交流。这种和谐的交流甚至从语言上升到了社会层面。清人何秋涛在其著《朔方备乘》中写道:“盖外国人(俄国人)初同内地民人市集交易,一切唯恐见笑,故其辞色似少逊顺,经恰克图司员喻以中外一家之道,俄罗斯欢喜感激,信睦尤著。”繁荣的经济为恰克图打造了别样的社会图景,颇有“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气象。18世纪的俄国学者帕尔申曾旅行到此,在俄国海关税务总监的府邸里亲身体验了“中俄友谊”,并记到了他的《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一书中。这是一次俄式节日里双方政商人物的聚会:“中国人衣着非常讲究,……当(俄国官员)提议举杯敬祝皇帝(沙皇)陛下健康时,全体中国人都肃然起立,与我们一起欢呼‘乌拉’,并且兴高采烈地举起酒杯。这个场面我觉得非常美好。” 中俄贸易的大宗永远是茶叶。从开市以来,恰克图每年的贸易总额中,茶叶一直保持一半以上。其原因便在于俄罗斯民族对这种饮料异乎寻常的热情,“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饮食结构偏重肉类的西伯利亚人更是如此。帕尔申记道:“这里的居民不论贫富、年长和年幼,都嗜好砖茶。这是每天必不可少的饮料,早晨就着面包喝茶,喝不到茶就不去做工。午饭后更必须有茶。一天可以喝五次茶!喜欢喝茶的人要喝十几杯。无论你什么时候到一户人家去,主人必定用茶来招待你。”小城恰克图,如同一把金钥匙,打开了一道沉重的大门,中国两湖和江浙采茶姑娘手中的小小嫩绿叶,穿过这道门,辗转万里,最终到了俄国贵妇人的银质茶杯之中。 中俄之间的一条国际商道就此形成,这就是近年来史学界和文化界渐为热论的“茶叶之路”。茶叶之路商品流转的一般路径是:茶叶由各产地集中到北京,然后到归化(今呼和浩特),经乌兰巴托进入恰克图市场,在这里再经过第二次交易,过秋明、奥伦堡、罗斯托夫,抵达莫斯科。反过来,俄国藉此向中国输出西伯利亚地区特产和工业品。驼队是茶叶之路上的运输主力,年复一年,不论是风暴、盗匪还是漫长的旅途,都阻挡不住浩荡驼队坚定的步履。 恰克图和茶叶之路对俄罗斯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西伯利亚地区原有的封闭与落后被滚滚的贸易洪流彻底冲破了,就像帕尔申评论所言:“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它通过自己的贸易活动将人民的财富变成宝贵和富有生机的液汁,输送到西伯利亚。”茶叶之路延伸之处,一个又一个新兴城市应运而生。俄国人对此的认识是清醒的,因此也格外珍惜这条贸易线。虽然因茶叶输入而长年承受巨额的逆差,但俄国政府始终坚持在茶叶之路上严禁鸦片买卖。19世纪中期之后,俄国现代工业迅猛起步,这才开始真正扭转茶叶之路的贸易逆差。很多在欧洲缺乏竞争力的“俄国制造”,通过茶叶之路,反而在中国找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比如俄产毛呢,就占据了中国市场相当大的份额。 茶叶之路也带动了中国北部边贸的发展。归化、库伦、多伦、张家口、包头、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海拉尔、齐齐哈尔、集宁等一大批地处边塞的中小城市得到了迅猛发展。归化和包头,在其繁华之盛时,并不弱于江南。茶叶贸易同时带动了内地的种植业、加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归化城的骆驼总数在最高点时曾达到了16万峰之巨。 与俄国充满战略意识地通过茶叶之路拓疆富国不同,大清国在这场经济文化的大交流中始终是被动的、保守的,其意主要在于“抚夷”,在于“保境安民”。也正因为如此,茶叶之路两端的不对等从一开始便被注定了:一方使自己持续接近着先进的世界,而另一方却越来越远。 时代的辉煌,最终总会被时代结束。《南京条约》后,英国依靠自己先进的航海技术,开辟了海上的“茶叶之路”。19世纪40年代,同样数量的茶叶,从恰克图到莫斯科的运费是广州到伦敦的十倍不止。而清王朝的日益衰落,使其已无力再成为一个与俄国相当的经济体。后来俄国自己开辟了另一条茶叶之路:从天津港海运到海参崴,再经新修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直达莫斯科。这比旧有的路线更为经济,也更为安全。恰克图虽然仍然是“走西口”的中国商人的重要目的地,但其在中俄贸易中的商业地位却不断下滑,到19世纪末更是沦为地区级的商贸中心。 进入20世纪之后,伴随着现代商贸交通体系的建立和中俄两国政坛的风云变幻,这条浪漫与悲壮共存的茶叶之路最终湮没。昔日富甲大陆的恰克图,一度变成军事要塞。对茶叶之路的记忆,也只剩下了留在风中的驼铃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