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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篇比较精炼的对话好处在于：第一，没有把中西医之争只放在医学的背景中分析。在这里提请大家注意，西医也是有逐渐建立自己合法性的过程的，是一个建构而不是生来就代表着科学和真理。第二，没有把中医当作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因为18世纪的中医，晚清民国的中医，跟当代的中医都不完全是一回事，甚至可以说完全不是一回事。－－人文与社会 ○ 王一方 □ 邱鸿钟 ○：客观地讲，中医的百年甄变算不上近现代文化史、思想史领域中的强光带，但它作为传统文化中一门关涉民生的应用技艺，与社会生活广泛关连，且其学其术脚踏义理、实用两端。所以它的命运恰似一面巨大的文化透镜，聚敛着百年来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科学与人文、民族主义情绪与科学主义思潮、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都市化与田园情结等各种冲突与张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个文化标本，值得从文化史、思想史角度作系统的审视与清理，今天的对话只是一些即兴的“眉批”与“脚注”。 □：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论中医，首先要清楚的是哪一个“中医”，因为“中医”这个词是“中国医学”的缩称，而从地理概念界定的术语不是凝固的，必然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其内容。当然，这种变化可能是结构性的、本质的，也可能只是知识容量与表述方式上的。所以，严谨的表述还应该在“中医”前面加上时代的限定，可分为古代中医、近代中医、当代中医，或20世纪中医之类。这三个概念的本质差别在于其知识的纯洁性方面，18世纪之前其纯洁性相对高一些，可理解为“自然哲学传统加经验主义积累”特色的传统医学，而近现代的中医则必然顺应东西方文化大撞击、大交流的潮流，走向杂合与多元。严格地讲，“20世纪的中国医学”不仅只包括传统中医的部分，还应该包括源于西方，但如今在中国落户，被相对本土化的现代医学，以及中西医学在沟通中部分融合的创新医学。也就是说它容涵 了常说的“三驾马车”(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同样的情形是，“20世纪的美国医学也包括已经相对普及的源自中国的针灸医学。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关注近代科学演进的一个趋势，就是“地域学科”的逐渐消失。在今天，“科学无国界”是一个常识，因此，当代数学谱系中只有一个“阿拉伯数字”的符号概念，而绝找不到“法国数学”、“美国几何学”、“荷兰代数”、“德国数论”之类的体系与类型概念。这一点不同于人文学科，譬如日本文学与美国文学相异，法国绘画与中国绘画各别。科技领域里却偏偏有一个顽强的“中国医学”概念的存在，实在是一个特例，它说明中西医学的整合程度尚有一定难度，也说明中国医学具有较浓的人文特征。对待这一特征的存在，人们有两种立场，一种是“纯种马优势派”，一种是“杂交稻优势派”，前者唯“纯”，后者尚“杂”，都有相当的道理，免不了相互争吵，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倒希望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去发展，不要也不可能既要“纯”、又要“杂”这类的调和立场，在我看来，砸碎传统的大革新家与坚守传统的大保守家都值得尊重。尤其是在科学革命学说盛行的今天，要充分尊重文化守成主义者的选择实在不容易。当然，也应该警惕两者的迷失，我们既不能用知识进化论及科学主义眼光来宣布传统的低劣与死亡，也不能用哲学循环论、历史的钟摆律及民族主义情绪高谈传统的优秀与新生。 □：20世纪中国医学恰恰穿行于文化激进与文化守成的漩涡之中，知识的激增、观念的激变、情绪的激荡导向传统的误读与误解，最后做了一锅历史的“夹心饭”。夹心之处就在于将中西知识之别，科学与人文学说之异完全等同于新旧之争，而价值判定上又推衍到“科学与玄学”、“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向度之上，水火冰炭，龙虎争斗。甚至还闹出20年代末(1928年)启动政令程序“废止中医”的极端事件来。当然，迫于各方面压力及中医界的抗争，这项政令流产了。但是事后我们未能从思想史意义上、文化史意义上予以清理与反思，不免有些遗憾。 ○：发生在70多年前的这桩政治公案本质上是一桩思想文化公案。如果说“废止中医”政令出台是果，那么“因”在哪里，是什么呢?我想可以分两端来说，一端是群体之因、社会之因，一端是个体之因。当时的中国被迫开放国门已近百年，西学东渐已成大势，10年前发生了“五四运动”，撇开其救亡意义，其启蒙意义在于通过反传统来弘扬科学与民主，既然万世师表的孔家店都可以打翻，可以批判，又何况黄老思想为轴心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呢?发生于该政令出台5年前的“科玄之争”的大讨论实际是“五四”思想启蒙活动的继续，吸引了几乎中国全数的知识精英参与论争，论争的理性结论最终没有决出，但就阵容、气势与说理的知识性、逻辑性而言科学派占据绝对上风。这种格局直接影响知识界对作为传统文化支脉的中医学与术的立场与姿态。可以说，它为后来医药行政决策者确定“废止中医”或“废医存药”政纲提供了思想与舆论依托，打倒“玄学鬼”嘛，没什么不对。 □：说到“科玄之争”这场论争与20世纪中医命运的话题，我觉得有必要“设专题”、“挖深井”。丁文江的“科学万能”与梁启超的“科学文明在欧洲的破产”是一个对子，属于科学观这一层面的命题；而丁文江的科学方法优势论与张君劢的人生观方法(实际上是传统的人文方法)的差异论又是另一个对子，属于方法论层面的命题；包括对逻辑方法、实证方法、实验方法的评价以及是否有非逻辑通道的存在。人类认识方式的复杂性与唯一性、正统与异端的讨论在西方近现代很热闹，照今天多元、宽容的学术氛围来看，我看还是不应该把非正统的路子全都堵死。包括中医学的“取类比象”、“由臆达悟”、“内景返观”等通道，尤其是使用先贴上“玄学”、“旧学”的标签，然后打倒这种简单的手段。当然丁文江先生并非只有打倒一招，还有“收编”，即整合的一招。譬如他将一些他视为合理的、传统的人文学方法统归于大科学方法之中，好象如今的科学分类也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不惟只是理论科学、应用科学、技术科学一样，科学成为一切真理及认知真理方法的总汇，一条超级“大麻袋”，这样一来是否也有内容泛化以及容易滋生科学主义思潮的弊端，可以讨论。在我看来，这个世界很丰富、很精彩，有“科学”，也有“非科学”，还有“反科学”，都不是坏事情。科学精神不是讲怀疑、批判嘛，一切正确的东西，一切真理都归于科学，怀疑、批评不就失去了支点了吗?如果说有一个反面角色“玄学鬼”的话，那应该是“伪科学”、“迷信妖术”，而不应该是类型有别的非科学门派及其言之成理的反科学营垒。 ○：“科玄之争”中的“第三者”陈独秀当年注意到这个分类上的问题。他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举例说出了张君劢遇病求医的三种选择，玄学的选择(张的家族)是求符咒仙方；中间的选择(张本人)是求汉医；科学的选择(丁文江)是看西医。而中医学的方法大致是直觉、综合、个案例举的，在陈独秀那里是应该留下来研究的内容，不应该一概推到玄学圈内。陈的良苦用心还在于缩小丁文江所说的“玄学”的外延，反对横扫一切，打倒一切，从柏格森的哲学到陆王心学。其实，玄学一词如不加“鬼”，亦有多重理解，中国人有“玄妙”一说，即“妙不可言”，超越凡常的妙。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是指玄虚、虚妄、荒诞之类，但如果执着于玄虚之说研究的主体不是江湖骗子，而是书斋里的学者，这份玄虚之学的探讨也应该受到尊重。所谓唯心主义思想、认识体系与方法也不尽是“不结果的花”。再说中医既是学又是术，术之有效，引领之学即便有唯心的成份也应该研究，那种必须事先将其强拽到“唯物”阵营之内才能研究的做法不是客观求实的态度，而且是自欺欺人。 □：关于“科玄之争”还有许多话要说，咱们还是先说说个体方面的原因吧。1928年，废止中医的事端与一位“大人物”有关，即早年为铁血革命家，革命成功后身居高位，到后来又沦为大汉奸的汪精卫，当时北伐刚刚成功，建都南京，汪当时还在武汉，据当时抗争组织者陈存仁先生回忆，汪到处作演讲，大谈日本的明治维新。第一件事就是废止汉医，中国要效法日本改革，就要废止中医。在他支持下，由余云岫起草的提案中这样写道：“今日之卫生行政，乃纯粹以科学新医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者也，今旧医所用理论，皆凭空结构，阻碍科学化，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云云。汪派言论的错误在于把中医理论与科学启蒙对立起来，他们的中医观与废止举动完全是一种政治姿态，一种照搬日本变革办法的盲动(就汪本人的求医行为来说，并不排斥中医，尤其是晚年)。稍稍了解一些日本近代史的人定会知道，在日本采取废止汉医的举措是中医与荷兰医学龙虎交争的反弹，应了《红楼梦》中的一句谚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1849年，阿部伊世发布《(荷)兰方医禁止令》。1858年霍乱流行，汉医治疗不力，将军德川家也传染此病，无奈又发布《(荷)兰方医解禁令》。1883年，西医势力大增，把持卫生行政，发布医师开业规则，并未明令禁止，但严加限制汉医，规定年轻(30岁以下)汉医需加考若干西医科目，强令其研习西医知识，称之为“软刀子”扼杀，但这种集体参学西医的行动又有中西医沟通的意义。再说力倡废止中医的前台人物余云岫(余岩)是一位名医(留学日本)而不是一位职业政客，虽然他废止中医的主张错了，但他有别于汪，他曾花气力研究过中医典籍，写过《灵素商兑》、《医学革命论》等学术论争与政治狂言参半的书，于他似乎不能简单对待。我的意思是要系统地研究他的著作，厘清其思想与学术脉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