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减存料银在嘉靖间席书编、朱家相增修的《漕船志》中仅列因灾减存一种，实际上还有定额减存一种，如成化时御史谢文说：“近每成一名或每船十只减留一只”办料[94]，万历时归德卫船38只中有1只减存[95]，但定额减存的具体情况还不清楚。嘉靖时减存运军每名办银2.4两，“近例俱将各军月粮扣抵”，中都、南北直隶、山东各卫所减存料银“原无定数，惟以歇役运军多寡为盈缩”，南京卫分因歇役者少，于江浙纲运过江脚米银内每年扣银4 606两抵补[96]。 军三小料银有不同的记载。万历初仓场总督汪宗伊说：军办9 375两，遮洋总扣粮抵料银2 588.2两，共11 963.2两，万历八年(1580)减存军料银扣月粮料银24 782.78两，行粮料银18 262.5两，共43 045.28两[97]。 万历后期清江分司主事周一龙则说军三小料银共24 238.01两，内军办18 069.51两，减存6 168.5两[98]。与《漕船志》的记载都不同。三者都有相当的可靠性，或各是一时的记载？但减存料银中有一部分是因灾减存，原无定数，周一龙将它说成定额，又难以解释。周一龙还说清江厂军三民七料银共47 000两有奇。 造于各卫所的浙江、江西、湖广、江南直隶漕船军三民七料银来源与清江船厂不同。民七大料直接征之民间，是赋税的一部分。如南直隶武进县额赋中有“镇江卫浅＃料银”一项，徽州府课程岁费中也有运船料价[99]，浙江平湖县每年坐办银中有“浅船料银叁百玖拾两有奇”[100]，浙江民七大料银共31 300余两[101]，由府县每年派征解布政司。军三小料银则是扣除运军月粮出办。正德十五年(1520)漕运总督臧凤奏准：浙江总于“杭州前等十二卫所空闲军余内选出其殷实者，亦照运军事例每名出办银二两四钱，扣计卫所五年一次该造船只多寡合用银数，明白委官收受”[102]，嘉靖二年(1523)又统一规定“湖广、江、浙及江南直隶卫所军办＃料银只江北五总事列［？例］，行各该卫所摘选军余辨［？办］纳，免扣运军月粮”[103]。但实际上以后仍是扣运军月粮充作军三小料银。嘉靖八年(1529)漕运总督唐龙说湖广都司“军料仍派前一十一卫所，各扣运军月粮抵数”[104]；“江西额造浅船料价例于该卫所军士月粮扣给”，嘉靖二十九年(1550)后改“以过江过湖余银抵造，庶不衍期”[105]；万历前期浙江巡抚温纯说：“军三银系减存运军月粮内扣抵”[106]。运军办纳军三小料银的数额，据嘉靖二十年(1541)漕运总督周金说：“江、浙、湖广等总漕运卫所减存运军不分正余月支粮一石，岁办料银二两四钱”[107]。 军三民七料银必须按期征解。弘治八年(1495)规定湖广、江西、浙江、江南直隶“造船卫所差人赍文，限十月以里到各该衙门支领。如过期不到，漕运衙门查提领料人员究问，出料官司限十一月以里支给，……如料银征解不敷，司府量查在官银两照数借支，仍立文案待后补还；若过十一月终不给料价，就将经该误事官员住俸；年终不给，听漕运衙门参行各该巡抚官提门。”[108]嘉靖八年(1529)重新规定：“通行各该巡按严督各该司府州县卫所，各将年例军民料银预为派征，务在上年九月以里给发；若征收未完者，将贮库别项官银借给，候完补还；如十二月终不完给者，府州县卫所收料官住俸；正月终不完者，府州县卫所各掌印官住俸，收料官仍革去冠带，首领官吏提解漕运衙门问罪；四月终不完给者，都、布二司并府州县卫所各掌印官并催料官、收料官一体参究提问，府州县卫所官降级，文职送吏部别用，军职发回原卫带俸差操。中间若有侵那等项情弊，从重究问”，二十四年(1545)又将给料提前到八月给发[109]。 漕船造价内还有底船折银20两上下，也应于八月内到厂[110]。按规定，底船不准拆卖，损坏船只必须由所在官司出给印信执照方准变卖，价银仍送船厂造船[111]。如底船残缺，以十分为率，每分追银二两买补。由于底船银板常常不完，隆庆六年(1572)漕运总督王宗沐题准，以后每分底船借给银二两，于漕库收贮各卫减存、军办料银内支给，二年内在随船各军月料内扣还[112]。因事故无底船的，需经所在官司证明，“方准行卫告给帮贴银两”补造[113]。但底船也有改作他用的，万历三十年(1062)堵塞蒙墙寺黄河决口，将“粮船回南过淮时查该拆卸者留用，在厂者令各处船夫驾至淮上收管，约有千只”，装沙沉河，以堵决口[114]，通州剥船也有一部分“原系每年买大号粮船改造”[115]。 船料经常被拖欠、侵欺、挪借，这些情况可说是无时不有，“庸流武弁侵克自肥，有司奉文等为故事。或有积逋满案，漫不经心，已经在官那移未解。岁复一岁，拖欠愈多。 ”[116]万历七年(1579)漕运总督江一麟、总兵汤世隆奏称：“杭、芜二厂并各省直等所解料匠欠有一十六万二千余两”，无法追征，只得“将远年拖欠者尽数豁免，近年者带征二分，见年者全解济用”[117]。杭芜抽分经常被权要侵占，太监取用。权要经常用贷银给运军，而“请拨关税船料以取偿”的方式谋取厚利[118]，如正德十一年(1516)九江等卫运军黄楚等奏称修船月粮欠缺，要求借九江、芜湖钞关银接济，户部尚书石＃议将拖欠及应支月粮发给，但“得旨，特以芜湖抽分粮料银给各卫官军造船之用”，当时《实录》史臣即指出：“盖权要有罔利于漕运而急于取偿者，故假军困苦为名，实夺国赋纳之私室而已。”[119]至于太监监榷芜、杭抽分，支取木材银两之事正德朝屡见不鲜，世宗登极诏中曾令革除，太监取回。而嘉靖四年(1525)御用太监黄锦以造龙床及御用器物材料不足，要于芜湖厂支用，虽有工部执奏，但“上竟从锦所请云”[120]。嘉靖八年(1529)芜湖抽分银被挪用于修造世宗父亲献王的显陵，“致积欠漕船料银数多”[121]。船匠银也因匠役逃亡，“各府州县清匠官不行用心清理，至有潜通贿赂而卖公放私，侵克匠银而取盈私橐”[122]，嘉靖十四年至二十一年清江人匠银共24 240两，积欠23 471.5两，三年至二十一年原卫河人匠银共41 929.2两，积欠33 635两有奇[123]，可见积欠之巨。从民间直接征收的民七大料也同样被拖欠侵欺。至于各卫所征收的军三小料银，“多系掌印官径自委官征收，或潜通贿赂，或私厚亲旧，往往不得其人，加收火耗，任意化费，中间亦有通同侵欺情弊，违限一二年不行完解，间有解到者不及额数三分之一，或假称灾伤，捏作拖欠，奸弊百出，漫无稽考。”[124] 征到的船料银也常因公挪借，如借作治河工费等，原备造船的减存银“后将解部济边，以致修葺无资”[125]。底船盗卖不到厂者也累见不鲜，前文已有提到，此不赘。到厂过期更属司空见惯，嘉靖前期漕运总督马卿说：“近年各卫旗军专以缺木藉口，故意在途迁延，或至年终及过年二三月方才赴厂，以致成造不前，有误装运。”[126]料银拖欠、底船不到厂给漕运带来了严重弊病，马卿曾指出：“近年军民料价多不依时派征，延至次年二三月或四五月始得给领打造，又须五十余日乃完，是未装运之时而过淮到京之限已违。甚有六七月间尚不给领者，……负累旗军，或揭借债负，或鬻儿变产赔造，甚至弃粮逃避”，运粮官员无计可施，只得洒派搭运，雇用民船[1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