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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也是重要的畜力。在我国，用牛驾车的历史并不短于用马，最早使用牛车也在4000多年以前。牛车不如马车快捷，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尤其是马匹缺乏时，牛车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汉初缺马，“将相或乘牛车”。（《史记·平准书》）但汉人更愿意把牛用于耕地。不过，到了汉武帝后期，王侯们又开始驾乘牛车了。那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战争，国家少马。到了魏晋南北朝就不同了，驾乘牛车竟成了富豪贵族以至皇家的一种时髦讲究。据说牛性稳实，而只要驾驭得法，其速度也相当可观，所以受到欢迎。《二十二史考异》说：“古之贵者，不乘牛车，后稍见贵。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以为常乘。”晋代皇帝出行，有五时车、五牛旗的要求。晋人如此重视牛，据说是由于“负重致远安而稳也”（《晋志·舆服制》）。因此，皇帝的御轺车、御四望车、御衣车、御药车、御书车等，都由牛驾着，在御道中央行走。另有画轮车，“至尊出朝堂举哀乘之”，也是驾牛而行。又有云母车，也驾牛，专门用来赐予王公；有皂轮车，驾驷牛；还有油幢车、通幔车，都用牛驾车，用以赏赐功勋贵戚。由此可见晋代牛的“身价”之高。据说北魏官员普遍乘牛车。《魏书·晁崇传》载：天兴五年（公元402年）牛大疫，“舆驾所乘巨犗［jiè介］数百头同日毙于路侧，自余首尾相继。是岁天下之牛，死者十之八九”。看来，北方贵族与皇家乘牛，较为普遍，牛已成为极重要的运输动力。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人们也练就了一身高超的驾牛技巧。《南史·刘瑀［yǔ禹］传》说：刘瑀和何偃一起去参加郊祀，何偃乘牛车跑在前，刘瑀打马追上，问何：“你的车子怎么这么快？”何偃回答说：“牛骏驭精，所以疾尔。”《宋书·刘德愿传》中还记载有这样一个情节：刘德愿特别擅长驾牛车。他曾在道上立两根柱子，距离仅仅能通过车辆，在百步之外，他振策长驱，将近数尺时，打牛飞奔，从柱间直过而不触及柱子。时人都惊叹他的能耐。这些史实都说明，在古代交通运输事业中，牛的作用是很大的。 古代的畜力车还用驴、骡作动力。远古时代，我国内地没有驴，当然更没有骡。最初的驴、骡来自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学者们研究，它们从边疆引入内地，大约始于3000多年以前的商汤时代。那时，西北少数民族以骡子为“贡品”，献给帝王将相当作珍贵异兽来玩赏。到了战国末年，骡子比以前多了一些，但仍属皇族玩物。汉代陆贾的《新语》里说：“驴、骡、驼、珊瑚、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由此可知，在汉代初年，驴、骡的身价，可和珊瑚之类的珍品相媲美。虽然，到东汉时驴、骡开始用于运输，但只有到了南北朝，西北少数民族带来了大量驴、骡，并且内地人民逐渐掌握了马配驴或驴配马繁殖骡子的方法和饲养知识后，驴、骡的生产能力才被挖掘出来，越来越广泛的用于运输、骑乘和耕地。《魏书·萧宝寅传》载：萧宝寅从南朝逃亡北方时，曾藏匿于山洞，向居民“赁驴乘之”。北魏的拓跋焘北攻柔然，“发民骡以运粮”。后来北周武帝进攻突厥，征发关中公私驴马全部充军。可见这时驴、骡的使用，已经不亚于牛马了。南朝作家袁淑，还把驴子的运输功劳写进他的文学作品《驴山公九钖文》，称赞说：“若乃三军陆迈，运粮艰难，谋臣停算，武夫吟叹，尔乃长鸣上党，慷慨应邗，峡岖千里，荷囊致餐，用集大勋，历世不刊”（《艺文类聚》卷九四）。到了唐朝，在陕西一带又设立了大规模繁殖驴、骡的牧场，驴、骡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特别是其中的骡大于驴而健于马，更受到人们的青睐。 此外，用骆驼作为车辆的动力，在西北地区比较多见，无须多说。较为特殊的是，晋代还有用羊拉车的记载。晋武帝时，领军将军羊琇私乘羊车，受到司隶校尉刘毅的弹劾。另外还有象车。晋武帝平吴之后，南越献驯象一头，于是造作大车驾之。在皇帝车驾出行时，以象车领头，车载黄门鼓吹手数十人，使越人骑象而行。可见到了这个时期，马、牛、驴、骡、骆驼以及羊、象等，都在运输行列之中了。畜力车位居陆上交通运输的主要地位，正是我国古代交通史的重要标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