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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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自关中地区到太行山以东的今北京及河北地区，井陉大道仍是关键的枢纽。如隋仁寿四年（604年）七月，皇太子杨广弑父隋文帝后篡位，即隋炀帝。杨广之弟汉王杨谅驻兵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举兵讨伐。隋炀帝于是命令亲信李子雄驰往幽州（治蓟城，今北京）夺了隋幽州总管窦抗的兵权，然后调发幽州兵马3万自井陉西讨汉王杨谅，与并州军相遇于井陉抱犊山（今河北获鹿县西），大获全胜 。井陉的重要性可见而知。另外，《隋书·炀帝纪上》记载：大业三年（607年）五月，征发河北10余郡的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以通驰道。征发的是太行山以东的河北丁男，要通的是太行山以西的并州，隋炀帝驰道明显是要横穿太行山，故称"凿太行山"，其地点大约也是在井陉，和前述东汉初年王霸"治飞狐道"是一个意思，就是将原有的横穿太行山的井陉大道拓宽。不过这样一来，隋炀帝改变了秦始皇以来自西北至蓟城（今北京）的驰道，变得更为便捷。不过，沿太行山东麓的大道始终是自蓟城（今北京）通往中原各地的重要交通路线，道路宽广、便畅。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遍地而起，炀帝被迫逃往江都。大业十三年（617年）李密起义军围隋东都洛阳，隋涿郡（治蓟城，今北京）留守薛世雄奉命率蓟、幽精兵前去解围。薛世雄率军3万人行至河间（治今河北河间市）遭到窦建德起义军的偷袭，大败而归 。从蓟城到河间要经过涿县（今河北涿州市）、鄚县（今河北雄县南）等地，正是太行山东麓一线。隋代自蓟城（今北京）向辽西、辽东的交通路线仍然主要是卢龙塞。隋炀帝为征辽东，在蓟城修建了行宫临朔宫，又在卢龙塞南端近海的临渝关（今河北秦皇岛市西）修建了临渝宫。他自蓟地东行的路线就是经无终（今天津蓟县）、卢龙（今河北卢龙县），然后东至临渝宫，出临渝关后东抵辽水，渡辽水即可达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这条交通路线实际就是山海关大道。另外，大业八年（612 年）隋炀帝颁大赦诏书中说：凡是役丁夫匠至蓟城（今北京）服役者免二年赋税，至临渝关以西者免三年赋税，至柳城郡（今辽宁朝阳市）以西者免四年赋税，至辽西泸河镇（今辽宁锦州市）、怀远镇（今辽宁辽阳市西北）以西者免五年赋税，至通定镇（今辽宁沈阳市北）以西者免赋税七年。 由此可以确认当时自蓟城（今北京）向东的交通路线主要是蓟城（今北京）--临渝关--柳城--泸河、怀远镇--通定镇（今辽宁沈阳市北）。自蓟城经临渝关出至柳城（今辽宁朝阳市）只能是出卢龙塞大道。唐代卢龙塞大道仍然是被利用的主要交通路线。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东征辽东时行经路线就是自洛阳出发，至定州（今河北定县），复北至蓟城（今北京），誓师于蓟城南，东渡辽水围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其班师回京的路线是，入临渝关，至幽州蓟城，复西至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返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在此前，贞观十八年（644年）十一月，命英国公李责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出柳城(今辽宁朝阳市) 。将以上记载汇总起来分析，当时太宗出发时的行军路线应该是自洛阳循太行山东麓大道至定州，然后北至蓟城（今北京）。其自今北京至辽东的路线和隋代时一样，都是东经临渝关（唐称渝关）出卢龙塞，然后至柳城，再东渡辽水至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班师的路线从辽东至蓟城的一段没有变化，只是自蓟城不再循太行山东麓走定州，而是西出居庸关或飞狐口或井径而至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最大的可能是出井径，因为出居庸关过于迂曲，而出飞狐口又过于狭隘--然后自晋阳，返回长安。可见自古至今井陉等大道和卢龙塞大道始终是今北京地区与外界联系的重要交通路线。另外，前述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命居庸关守兵斩杀山西五台山来奔的逃亡僧人一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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