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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所熟悉的“愚公移山”的故事，“五丁开道”的故事，“夸父逐日”的故事，都依稀透露出远古 先民们发展交通事业的艰苦努力。 中华民族的始祖皇帝，被后人称为“轩辕氏”或“轩皇”、“轩帝”，实际上就是对他在交通方面创制的赞颂。《太平御览》卷七七二引（释名）说，黄帝是车辆的发明者，因此而号为“轩辕氏”。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各地诸侯都尊奉轩辕为天子，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从者，黄帝则予以征抚，“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的事迹，反映了传说时代交通发展的实际情形。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而“行不迷”；大禹治水，“开九州，通九道”，“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人”（《史记?夏本纪》），他们圣王地位的确立，也与交通行为有关。 在河南安阳、郑州和辉县的商代墓葬中，大量发现原产于新疆的玉和原产于南海的贝。《尚书?酒诰》中有“肇牵车牛，远服贾用”的说法，表明殷人的交通贸易关系已经扩展到非常广阔的地域。殷墟卜辞中已经多见象车之形的“车”字，结构多有不同。大型墓葬多附有车马坑并随葬车马器，车马同时又被作为奉献于先祖的重要祭品之一。当时战车还是体现军队实力的主要军事装备，而这种以车战为主的作战形式，又对交通道路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甲骨文中结构多样的“舟”字，说明当时的木船已经有多种形制。卜辞中所见“凡”字作“帆”的象形，反映当时借用风作舟航动力的水运形式已经出现。 周王朝在各地分封诸侯，利用所建置的政治军事据点以为藩屏，来维护中央政权的统治。这种政治体制要求各地与周王室保持紧密的联系。当时以车兵为军队的主力，也要求各地有平阔的大道相通。西周青铜器铭文和当时的文献，把周王室所主持修筑的连通各地的交通干道称为“周行”或“周道”。《诗经?小雅?大东》中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形容“周道”如同磨石一样平整，如同射出的箭一样端直，体现了这种交通干道规划设计的合理和修筑施工的严谨。 春秋时期，交通建设有了新的进步。大致在这一时期，太行山、秦岭等险山峻岭都已经开始有车路通行。《国语?周语中》记载，周定王时，单襄公奉使自守前往楚国，途经陈国时，看到道路不修，馆舍不整，于是预言陈国将要灭亡。可见，以交通道路为主体的交通设施是否修整，当时已经是体现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据《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载，晋平公当政时，晋国道路馆舍失修，也曾经受到郑国政治家子产的批评。 以交通干道的建设为基础，相应的交通设施也得以进一步健全。《周礼?地官?遗人》说，贯通都市和村野的交通大道上，每隔十里，设置有“庐”，“庐”可以提供行旅饮食；每隔三十里，有可以止宿的“宿”，“宿”设有“路室”，并且有服务于行旅的粮草储备；每隔五十里有“市”，“市”有住宿条件更为优越的“候馆”，行旅消费品的储积也更为充备。当时，中原各国政府普遍沿交通干道设立交通站，置备车马和专职管理人员，遇到紧急情形，则乘传疾驰，次第相继，使军情政令能得以迅速通达。孔子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上》）就是说，德政的流行普及，比邮驿系统传达政令还要迅速快捷。可见，当时驿政的发达，突出表现为信息传递的神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