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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利建设的合理流域规划，各种利益博弈的协调，可以稳固水利经济社区共生互存关系 水利工程是调节、控制和利用然水资源时空分布的基础设施。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广泛而又深刻，会带来正面和负面的综合效应。如果规划设计不合理，工程设施不完善，盲目兴建水利工程，负面影响将更加明显。由于明清时期皖江流域人们认识水平的局限，制约了对水资源运行规律的探索和开发，即使采用了一些方法也很难具体落实，纵然建成1、2个工程，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广大农村仍然受到旱涝灾害的轮番袭击。当水旱灾害肆虐的时候，部分官员和农民会产生恐惧与彷徨的心理，认为自然风云变幻无常，人们无法捉摸，也不可抗拒，因而有意无意地成了大自然的奴隶，在水利工程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又会产生轻视大自然运动规律的思想，不经科学的论证和规划，不衡量财力物力的实际可能，往往主观臆断，仓促上马，结果造成一些质量很低很差的工程，浪费大而效益低，有些工程甚至在当时或尔后造成人身伤亡事故，受到大自然规律的惩罚。乾隆年间，在怀宁县白洋湖口，建3座斗门，并筑堤1 740m，本来是防止后河水注入湖内，但由于无科学根据，仅凭实践经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湖内终年积涝。嘉庆四年（1799年），按收益征款，将原3座斗门改建为开敞式通天大闸，历经几个冬春才建成，但仍是带病运行，启闭困难，仍然受到水的威胁，中稻无法收，只得种上一季晚秋。[34]繁昌县漳河、峨溪河两条河流的交汇之处为大面积的平坦浅滩，向来无阻塞冲决之险，后来人们开始围垦这片河滩，种植树木，不断培厚加高圩堤，树木日益茂密，如大石矶盘踞水中。每逢夏秋水涨，又遭遇连旬暴雨，南北两岸圩民深受水害之苦。[35]每次水灾以后，绝大部分维修资金的筹措是通过募捐的办法解决，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虽有工程计划和实施步骤，但实施很少；一些上马的水利工程由于经费不足，或是受到战事影响而半途而废；已经竣工的工程也因管理松懈、质量低劣，事与愿违，设计效益难以充分发挥。更有甚者，地方官吏混水摸鱼、贪污挪用工赈款经商谋利，游山玩水。清代以后，安庆石牌以下各支流兴建众多圩口，但都没有主干堤防，防洪标准很低，汛期来临，从安庆到望江赛口、鸦滩、太慈和怀宁江镇、石牌都是一片汪洋，滨湖圩田，尽成泽国。[36] 水利工程尤其是防洪工程虽然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各方面都受益，但是水利建设一般周期长，少则3～5a，多则上10a；投资规模大，非倾全力而不能举；建设中的矛盾多，协调难，水利工程往往跨行政区划，上下游、左右岸，许多矛盾难以处理，解决不好容易引发社会问题。许多水利工程项目会遭遇决策困难、难以有效实施等问题。有些工程只有投入，没有直接产出，更无直接效益，全社会都关心，但干起来似乎都不关心。如果政府不积极，谁都不积极，不主动投资水利建设。由于皖江流域的水患主要来自于长江及其各个支流，因此对于长江及其支流的治理是防止水患发生的根本问题，这就需要整个皖江流域范围内大规模的协作，不仅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大量的劳动力，还需要巨大的资金和科学技术的投入，最根本的还是各河流尤其是上游地区生态环境的治理，这涉及更大范围的协作与投入，在这方面，明清时期各级地方政府是难以运作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围绕水利兴修的社会冲突往往无法避免。“论自古治水之法。惟在順其势而利导之。但恐径直之路，湮塞年久。或民间既已起造室庐，开垦田亩。或且安葬坟墓，人情各顾其私。不知远大之计。今见欲于此开濬河道。则因循规避。百计阻扰。而司其事者，未免惑于浮议，遂致迁就迂回，別开沟洫，苟且从事。此治水之通弊也。”[37]无为州人何大观道出筑堤的苦衷：“筑则必有州佐巡司董其役，则忧在骚扰；筑则必用圩守及圩董，富者思脱，疲者难代，则忧在失人；至胥吏有舞文之弊，缙绅有躲差之弊，士人有包揽之弊。工之不力，坚瑕之弊，虽筑而未筑耳，其害岂可胜言哉。”[38]因此，在决定每一项水利工程的兴修过程中，不同的利益群体会相互角力，使得投资效益难以利益最大化。如道光十四年（1834年），在黄梅知县的倡议下，开始修筑同仁堤，至道光十八年修成。湖北广济、黄梅二县是该堤修成之后最大的受益者。同治九年（1870年），由于大堤遭遇长江大水垮塌，皖鄂赣三省分别提出各自的处理主张。湖北省认为，由于江堤的维护是归沿堤民众分段负责，各分段民众之所在地政府必须承担起重修江堤的责任，皖鄂赣三省应该按比例分担同仁堤的修缮经费。安徽省政府对这样的提议有异议，指出，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安徽省已经做出宿松县南“傍湖一线之土永不建堤”的定案，因此修建江堤“承拨官款无案可援”。如果确实需要凑出修堤资金，可以通过摊派丁漕的办法偿还。但是遭到宿松县士绅的坚决反对，认为这实际上增加了全县民众赋税，强烈要求免于摊派。由于宿松县民众的强烈反对，没有通过这个建议，最终决定建堤的费用由大堤保护受益田地的所有者来分摊。实施了仅仅一年，沿堤民众就苦不堪言，县政府只能停止这种做法，最终宿松地方政府只能作出让步，拔出官费修堤。然而，如果从受益范围的角度来看，湖北黄梅县得益面积远远大于宿松县，却没能分担相应的修堤责任，因此从一开始，各种利益纠纷就在所难免。[39]沙河、清河、滁河三河在来安县境内合流后，由于滁河下游河道弯曲窄浅，“雨潦难消”， 为解决滁河下游通畅问题，明清时期来安地方官吏曾多次建议开浚朱家山支河，但六合等地方乡绅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强烈反对，使得“河汇三叉咽不流”， “致各圩时被水灾”。[40]明永乐初年（1403年），江苏高淳县修筑东坝，宣城歙县一些水道不能东入太湖，丹阳湖一带圩堤溃破过半，万春圩也难免受祸。至清初，万春圩沦为牧场。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南陵知县郜永春曾与地方士绅同泾县协商重开大农陂、永丰陂，终因双方利益分配不均未达成协议。杭埠河在肥西县三河镇与丰乐河汇流后至巢湖口一带，原蓄洪量为800m3/s，沿岸舒城、庐江、肥西三县常受洪害，尤其三河镇为重。据《续修舒城县志》记载“害莫大于前河（即杭埠河），水涨则泛决为害……除决之害，莫宜于疏，而疏导之法，必先下游，今自三河以下至湖口，皆属合肥、庐江县境。操纵无权，则疏之法穷。”[41] (责任编辑：admin) |